長大想幹什麼

關於長大想幹什麼，這個問題到現在我還沒能解決。首先，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長大了，其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幹些什麼。

在這個浮躁的、物慾橫流的時代，我們聽到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付出換取最大的回報，至於幹什麼，似乎並不重要，關鍵是回報。父母時代的螺絲釘精神是聽不到了。

一、賣肉的理想不被認可

小時候，我一直期待寫一個作文題目，叫“我的理想”。之所以期待，是因為我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光彩”的理想，讓父母很失望，如果再去糾正有點畫蛇添足。所以，最好是由老師出題目，我寫出來，父母簽字時不經意地看到了，讓他們不自覺地高興一下。

從我們懂事開始，就不斷地接受到大人們的提示：長大做什麼呀？大人們也會舉出許多有成就、有貢獻的人物來讓我們學習。我們受到各種暗示，知道只有做成這樣的人，才是讓大人開心的。

對理想的理解，那時我都把她置於在非常遠大的目標上，比如科學家、工程師、醫生諸如此類。好玩的是，那個時候從來沒有想過做這些大“家”，自己到底要怎麼做，都像把它當作過家家一樣說說而已。比如當醫生的，就會拿一枝筷子或其他什麼的，在小朋友屁股上打針，長大了才明白，醫生是不給人家打針的，只有護士才打針，可見想像和現實是有距離的。至於工程師、科學家是幹什麼的，不知道，也想像不出來。而現在已經讀大學了，就在考慮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可以供一套房、買一部車（現在成年人見面聊天都是這些東西，似乎擁有了這些才能體現和衡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這些實際的問題都考慮到了，可是惟獨沒有了理想。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知道，實現一個理想實在不易，對未來期待得越好，越是覺得人世艱辛人生苦短，不自覺地就開始灰心喪氣，也就放棄了許多可以奮鬥的機會。

但有一點是挺奇怪的，儘管大人們給我灌輸了那麼多英雄人物和成功人士的事迹，而我嘴上說的也都是要向他們學習，至於學什麼，可是一點概念也沒有，還是說說而已。小的時候我的第一個理想說起來並不是那麼“高尚”，而且還把我媽氣得眼珠子往上翻。

那時候我們買肉還需要票，媽媽常常從抽屜里像寶貝似的拿出一張紙來，上面畫滿了各種顏色的小豬，媽媽剪下一隻小豬，幫助買菜的保姆就給媽媽一塊瘦肉。有一次，我看那些小豬好可愛，就想問媽媽要來玩，媽媽不僅不給，還把它鎖起來。於是，有一天我對媽媽說：“媽媽，我知道長大幹什麼好了。”

媽媽一聽我有理想了，興趣盎然地說：“什麼理想，告訴媽媽！”

“我長大賣肉，不收你的票！”我把小手一揮。

我記得那天媽媽是真發火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大聲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要賣肉？你將來去賣肉？你這小孩怎麼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媽媽對勞動人民的鄙視，在這之前，她總是教導我要尊重那些賣菜的、到家裏來幹活的鐘點工，平時也鼓勵我去和那些校工的子女交往，可是她卻反對我做普通老百姓！那時我還太小，不理解天下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情。

而且中國的教育從來都是高標準：“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社會給我們設定的標準從來都是那麼高，不是這個“家”就是那個“長”，要麼就是當一個英雄。沒有人跟我們說：“你將來可以賣菜”，“你將來可以賣肉”。在人們的意識里，那些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它不是理想，也沒什麼好歌頌好崇拜的。媽媽也是這個標準制定下的產物，她有那樣的反應很正常。曾經在報紙上就看到這樣一條消息，說一個家長指着一個賣肉的小販對自己的孩子說：“你不好好讀書，將來就是干這個！”

關於賣肉的理想，我也沒敢把它寫到作文里去，儘管那段時間我確實是這麼想來着。我想，我要是寫出來的話還有可能挨語文老師的罵——國家培養你，難道是讓你干這個的么？

現在回過頭想想，這個理想還是很有意義的，儘管看起來並不是那麼偉大，但起碼現在賣肉的能做到的事情，我卻做不到：第一，本人喜歡睡懶覺，據說賣肉的小販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要奔走於批發市場之間，早早地把肉販到市場上，供人挑選。所以以我的作息時間是絕對不能從批發市場販到肉的，那麼生意也是絕對沒得做的。第二，我一向懼怕血腥（雖然本人很喜歡看動作片和武俠小說），每次和媽媽到菜市場都離肉攤遠遠的，看見媽媽用手翻動那血紅色的豬肉，之後她再拉我的手我都會拒絕，而且還要求她一定得洗乾淨手才能給我做飯，所以說我是沒有能力去做肉販的。這麼多年後我才真正悟到，即使是做一名肉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後悔當年我沒有把這個理想寫進作文里，而且，為了彌補我的“過失”，特別虛偽地給自己虛構了一個科學家的理想，並且是在充分了解自己數學細胞嚴重不足對數學課痛恨得要命的情況下隨大流，人云亦云，真是十分的沒有個性。我現在清楚地認識到，當年我就是為了討老師和家長的好才那麼寫的。

其實，就是在今天，思想非常開放的今天，你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寫成“賣肉的”，人家同樣會說：這人腦子進水了。這就是現實，中國的現實。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有些事，你做了也不要說。

人的思想是社會的產物，存在決定意識。我那時看着媽媽買肉那麼艱難，就想着將來自己能賣肉，不收媽媽的票（這也算孝女吧？）。現在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了，小孩子們直奔主題了。我的一個親戚的孩子要他奶奶給他買一架鋼琴，他奶奶說，太貴了，我沒那些錢。那小孩馬上說，我知道哪裏有錢。於是把他奶奶帶到了一個櫃員機旁，說，你把一個東西往裏一塞，按幾下，錢就出來了。他的理想就是將來發明一個機器，一按，錢“嘩嘩嘩”地往外淌。

二、唱歌的理想被封殺

寫完《我的理想》這篇作文後，我就開始嚴重偏科了。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特別不喜歡數學，這不僅僅是數字枯燥的問題，有的時候面對莫名其妙的題目問法總會傷透腦筋，特別是怕碰到一些題目像“工廠生產大滾軸一圈帶小滾軸兩圈”的題目，我連機器構造都弄不清楚更別說解題了，光是想像這兩個滾軸是怎麼連到一塊的就夠我想一陣的，也不知道滾軸長得是圓是方，小孩子真的挺難對付那些題目啊。比起現在數學題出什麼賣可樂賺利潤，如今的題目可是親切多了。

還回到偏科上，當然，偏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參加的活動太多，小學二年級開始我就在學校合唱隊擔任領唱，後來給區裏的老師選中和另外一個小學的五年級學生在一塊排二重唱，先是在區里比，然後市裡比，最後全省比賽，着實折騰了一陣子，每天都練得說不出來話了才能回家。剩下那點力氣還得留着做作業，當然是先做自己喜歡做的作業再做不喜歡做的了。於是語文科目就越來越喜歡，數學科目就越來越憎惡。遇到語文作業是寫作文，那就高興瘋了，從來不愁沒有詞兒寫——因為從來就沒有抱定一個忠誠的寫作態度去對待它。自從經歷了“我的理想”這個題目后，我也好像悟到一些道理，雖然不是那麼透徹，但始終沒有跟它較過真，學會了說一些好聽話是很自然的。至於到底是善意的虛偽還是迫不得已的虛偽，已經沒法去計較了。而我的當科學家的理想早就已經完全是泡沫了，看來，不是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兒是絕對不能稱其作“理想”的。

跟着下來，思維裏邊關於“長大了想幹什麼”又開始有了變化。我一直以為“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是一件能夠讓人感到特別愉快特別充實的事情。既然“賣肉賣菜”不算理想，那麼，我很快就有了第二個非常令人愉快的理想——做歌唱家（那時我認為我是能勝任的），最好像費翔或者像齊秦，稍微差一點像蘇芮也湊合。畢竟那個時候唱歌是自己的強項，自己也喜歡唱歌，而且在小範圍內還是沒什麼同齡人能跟自己比的。

可是我的理想又一次受到阻截——媽媽很嚴肅地告訴我，喜歡文藝跟搞文藝完全是兩碼事，唱歌可以當作是業餘愛好，但絕對不能成為終身職業。

說實話那時候我心裏是挺不服氣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心裏還是不服氣，倒不是認為自己現在還能做歌星或者歌唱家，而是不喜歡人們對於演藝界人士的那個態度。那個時候不是我媽一個人說這句話，但凡知道我唱歌有那麼一點點出息的人都跟我嘮叨這句話，生怕我做歌星夢把前途都耽誤了，到頭來得不償失。

父母說起來也都是文學藝術界人士，一個在大學裏邊教書還寫小說，另外一個從事戲劇創作，在他們的眼裏，藝術不知道有多高尚，而唱歌的（除了正宗學院派）唱戲的都是賣藝的。再加上那時我們的家鄉還鮮見什麼出人頭地的人，有幾個稍微有點名氣的又緋聞不斷，所以從事演藝圈這個夢就越發顯得渺茫了。

許多年以後我看了崔健寫的一本書，給我感觸很深，他寫道：“所以這藝術從小就是讓人看不起，看不起從事藝術的人，看不起對你身心有特別重要意義的這麼一個行業，不相信能夠在玩中找到一種嚴肅的創造，不相信人需要這個，只相信好好地學習，拚命地學習。”我覺得崔健講得沒錯，沒有被藝術熏陶過，沒有為藝術努力過的人，很難理解藝術是怎麼一回事。世上很多人都以為只有正而八經地學習書本知識才能領會人生道理，而我總以為“行萬里路”要比“讀萬卷書”來得深刻清楚，也就是“實踐出真知”的意思（關於這句話，在後面我還要講）。

當時和我搭檔的是一個比我高几個年級的大姐姐，音域比我廣，音色比我厚，歌唱技巧也比我棒，她曾經上了兩年的專業聲樂培訓課，各方面都在我之上。而我呢，與聲樂這方面還完全是一張白紙，不知道怎麼處理呼吸，也不知道怎麼正確發音，完全是跟着感覺走，覺得唱得好聽就這麼唱，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經過幾次訓練后，陪同大姐姐一起練習的她的家長就說我，這個小女孩子，什麼都不懂，到底能不能把歌唱好啊，她那是怕我影響了她的孩子的正常發揮。結果負責訓練的老師卻說，這小女孩的感覺特別好。我對老師的那句話一直記憶猶新，從此就更加用心地去唱歌。唱到後來，自己也逐漸發現，原來什麼事都可以是觸類旁通的，一旦用了“心”去理解，用了“心”去體會，都是可以達到理想的效果的。儘管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歌曲所需要的輕重緩急，一些呼吸方面的問題馬上就隨着感情抒發而迎刃而解了，偶爾碰到高音，也可以很輕鬆地一筆帶過，不留下一絲痕迹。老師也誇我的感覺越來越對，唱歌技巧越來越好。就這樣，我們的二重唱順利地取得區一等獎，市一等獎，最後打入全省，拿了新苗獎。

事後回憶，其實真正帶給我這種克服“困難”的心態的東西是藝術感受，自己憑感覺摸索出來的屬於自己的呼吸方法，就是一種創造，一種藝術。這些，我不是靠書本而得到的，而是在藝術的熏陶下自己感受到的。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很多家長過多強調要學好書本知識，而不太理會對小孩子的其他方面的培養，也就是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素質培養，其實是教育的一個漏洞。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學校里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子從小就受過正兒八經的聲樂學習，有的是唱歌，有的是樂器，有的人在市少年宮一呆就是好多年，可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幸運地被老師選中，這也是一個異數。也許，就是因為他們的一板一眼或程式化的東西讓他們落選？看來素質教育不是說教小孩子一些技巧，而是引導小孩子在書本知識之外的興趣。

以後，自己對一些事情有了更加堅定的看法，那就是，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首先自己要熱愛它，如果將來自己要從事一個職業，那麼一定要是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精神上需要的，願意的，和喜愛的，否則千萬不要去碰。

三、塞給我的理想我不要

自從爸爸知道我有“文學思維”后，有一度，爸爸天天念叨着要我跟他學寫戲，這是他給我設定的第一個理想。我呢，也確實喜歡他手頭的那些戲劇刊物，家裏所有的戲劇刊物我都一一拜讀。

可是，讓我對寫戲產生恐懼的也是爸爸。好多次，他辛辛苦苦寫好的劇本，被拿去提意見。爸爸像個孫子似的拿個小本子，記那些文化官員們的意見，今天你一條，明天他一條，於是爸爸就翻來覆去地改，有的時候官員們之間提的意見都相左，有時候今天和明天提的都不一樣，爸爸還是在改。為了一個戲能上演，爸爸改啊改啊，磨一兩年，一直改到各方面都滿意了，才算作罷。1993年，爸爸九易其稿的京劇《程長庚》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的獎金髮下來，人人有份，分到爸爸的手上是200元。爸爸把錢拿回來時，媽媽說：“別拿回來了，都知道你得獎了，你把這個錢買糖果給大伙兒吃吧。”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從此以後，爸爸一說讓我跟他學寫戲，我就說：“不幹，不幹，打死我也不幹！”儘管來深圳后，爸爸又獲得了好多次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和其他國家獎，創作環境也有了很大改觀，但我仍然說：“不幹，就是不幹！”

雖然我拒絕爸爸，但我也漸漸發現，寫作對我來說真不是一件難事。我寫的作文，開始被老師認可，並且時不時拿上去朗讀。

我比較在意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不是堆砌一些華麗辭藻，事實上我也不太喜歡過分完美的東西，一般我都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思考往往比描述還多，而且我也喜歡模仿別人，倒不是詞語上的模仿，而是寫作形式上的一些模仿，主要是覺得一種特定的感情，總需要一種更確切的表達方式才能把它全數抒寫出來，這大概就像唱歌，快樂的時候只有唱着輕快的音符才能抒發出美妙的聲音。

這個時候爸爸把我送去接受圍棋訓練，這是爸爸為我設定的第二個理想。我爸爸是這個世界上最堅定的讀書人，下圍棋、戲劇創作是他惟一的愛好和生活，噢，還有足球。除此以外，他對什麼都沒興趣，他希望我將來走他的路。

最初，我十分不願和別人在棋盤上發生戰鬥，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地這麼默默地對弈，直到分出勝負。這麼一件事情讓我覺得可怕，沉默有時比言語更可怕，它意味着不堪忍受就會爆發。漸漸的，從中我體會到好處：放學后我可以徹底地安靜下來，集中精神對付一件事情。直到如今，在紛亂的人群中我可以迅速地冷靜下來馬上進行思考，大多是小時候下圍棋的那個環境造成的。學會自己獨立的思考並且有自己獨立的想法，並且堅持着不放棄。

傅雷對傅聰說，真誠是需要長時期從小培養的。社會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訓使我們不敢真誠。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自己有的時候因為虛榮或者害怕譴責而不敢真誠。當年下圍棋的時候，周圍一圈幾十人，這是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較量，上了場，就只靠自己一個人孤身奮戰，沒有人幫你，也沒有人同情你，贏就是贏了，失敗沒有任何的借口。我可以在對手面前承認自己的野心，要贏，但是又不敢輕易地表露出來。我沒有男孩子氣勢上的那一種咄咄逼人，卻在心底里拼了命地渴望成功時的那種感覺。人們常說，人生就像一盤棋，就是因為人生百計，在棋局裏都能夠體會到。爸爸也是下棋的高手，每每下完棋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忙着要復盤，把剛才下過的棋全部重來一遍，如果不是經過思考的一步棋，那麼就很難回憶起來，就要受到譴責。復盤的過程中，對於下得不對的棋或者用得不對的計策，都會得到一一的更正。

下棋是什麼？是一場心理站，也是一場智力戰，受着爸爸的影響，我的棋術越來越好，同時，我也發現，自己一天比一天的沉默。

音樂，使我開朗；圍棋，讓我沉默。按世俗的眼光來看，這是兩種不相同的東西，一動一靜在我身上都發展得那麼自然，我知道，我必須付出代價。當我在一場比賽中連輸三盤的時候，我以後便再也不去少年宮訓練了。我的圍棋老師，棋聖聶衛平的大師姐，曾為此感到惋惜。圍棋與我如過眼雲煙，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自己當時很傻，為什麼面對困難就輕易地放棄它？然而，這一切都不能再回來。“性格決定命運”，一直到現在，當我在什麼事情上退卻時，爸爸就這樣說。那一段時間，我一直生活在不和諧中，生活表面的安定，卻掩飾不了內心矛盾的不停衝撞。我逐漸明白著名作家張欣說的那句話：我們生活在水面上，而真相都在水底。

這後來的不和諧一直跟着我許多年，不能從心底里抹去。所以，雖然我喜好音樂，卻不

肯像兒時那樣地投入，只是個比一般人更多一點的音樂愛好者，偶爾唱唱歌，偶爾用軟件做點小曲子，購進各種各樣的打口，聽着不同於傳統的音符。我對藝術的態度也只是走走表面文章，根本深入不下去，更沒有毅力和決心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地生活着。

四、父母的理想實現了

關於“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關係，媽媽有她一套的理論。媽媽說：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你從深圳走到烏魯木齊走完了就走完了，可能會使你的身體更加健康一些，也可能會把你的身體走垮，也許還會增加一點風土人情方面的知識，但你能拿到一個大學本科文憑嗎？而一個人如果讀了萬卷書，可就了不起了，拿文憑肯定不在話下。他如果讀的是同一類書，他一定是這一方面的“大家”，他如果博覽群書，他就會是一個了不起的“雜家”。

我反問她：如果他讀的全是壞書呢？

媽媽說：那他有可能會成為一名犯罪學專家，抑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

媽媽輕易地擊破了我多年信奉的“行萬里路”比“讀萬卷書”強的信念。

其實，這是我小時候認識上的一個偏差。“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關係，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把兩者的關係對立起來。

有一點我是明白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個人一定要拿一張文憑，這是一個人走向社會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本錢。上中學后，考上大學是我的理想。至於上了大學后，我還該幹什麼，我真的很渺茫。

在填報高考志願時，媽媽把適合我報考的各類學校都列了出來，並把它們前一年錄取的分數分別也列了出來，我看來看去都差不多。也許自己是在大學裏長大的吧，家裏跑來跑去的都是大學生，而且，在我們周圍有七八個大學，也沒有特別覺得哪個學校的學生怎麼優秀。我拿不定主意，就徵求父母的意見，可是父母卻說，尊重我的選擇。一直以來，我總是感到父母管我很多，我的被束縛感特強。沒想到在報考大學這個問題上，父母竟然不幫我拿主意！

我最初的理想是報考北大，從初一開始，我就在家裏書桌前面的牆上貼着“北大”兩個字，作為我的人生坐標。可是，我在考高中時報錯了學校。那時的虛榮心還是很強的，想着深圳外國語學校那麼難進，我要是上了有多麼榮耀。可是進去后發現，這裏不是很適合我。這所學校除了外語比其他學校好一點外，其他科目平平。這使我很沮喪，也挫傷了我的讀書積極性。媽媽好像對華南師大情有獨鍾，她總是說女孩子當老師多好，可我就是不想聽她的，我要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這個時候，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來我們中學進行推廣，他們說：你們本來就是外國語學校，你們的外語基礎肯定不錯。我們向你們承諾，只要你們第一批第一志願報的是廣外，只要你們能達到分數線，我們優先錄取。

廣外是我的心頭之痛，當初報保送生時，我也是參加考試者之一，我敢大言不慚地說一句，論考試我根本不怕，但我落選了。有人告訴我，大學裏有名堂，也有人告訴我，是中學的班主任為了讓他心儀的學生上，特意把別人的評語寫得比我好。關於這一點我有點相信但不完全相信，我不願把老師想得那麼差勁。但有一件事是真的，當時重慶大學也要錄取我為保送生，他們到學校來與我當面說得好好的，說回去就給我發錄取通知書，可後來沒影了。老師的解釋是：重慶大學不是我們深外首選保送的學校，我們不能把保送名額浪費掉。

說穿了，就是不能把保送名額浪費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我的媽媽在大學裏二十多年怎麼呆的，當年招生、分配，幹得那麼起勁，輪到自己女兒了，一籌莫展。還振振有詞地說：你憑自己的本事考，考到什麼學校就上什麼學校，我不會拿錢去為你活動，也不會拿錢為你做自費生。她說得出也是做得出的，小學考初中時，她這麼說；初中考高中時，她還這麼說（幸運的是初中高中我都考上了省重點）；現在她又這麼說，我真的好失望啊。

6月17號是我們填高考志願的日子（廣東是先填志願后考試），那天我被通知保送生落選。我的頭腦一陣發懵，回家后，我對媽媽說，我的第一批的第一志願一定要報廣外。我是帶着一種復仇的心態來報廣外的。我當時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讓世人知道，我是能考上廣外的，並不是我怕考試才去報保送生的！

現在看來是自尊心受傷了。在填專業時，媽媽給我分析了各個專業的發展前景和所要開的課程，那時我已聽不進去別的了，我就隨便報了幾個專業。我想，關鍵是要上廣外，至於上什麼專業一點都不重要，我要證明自己！

保送生上不了了，幾個月（從3月到6月）來縈繞着我心頭的不安、焦慮一下子全部沒有了，心情反而異常的平靜。大概是我的一放鬆，病菌乘虛而入吧，當天晚上我睡得特別香，下半夜，我開始發燒、咳嗽（要是現在有可能就被當作非典啦）。從6月17號開始，一直到7月7號，我就是那麼拚命地咳嗽，吃什麼葯都不管用，喝了咳嗽糖漿我就在課堂上呼呼大睡，急得各科的老師輪着給媽媽打電話。媽媽幾次跟我商量：今年不考了，我們明年再考？

我根本不予考慮。7月7日早晨，我照樣走進考場。也許是考場沒有空調的緣故（我們教室有空調），我竟然不咳嗽了。父母喜出望外，還有我的陳錦阿姨每天開着她的VOLVO接送我出入考場。

8月中旬我拿到了廣外的錄取通知書，可是，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當有人向我祝賀時，我一點感覺都沒有，潛意識裏，我認為這個通知書來遲了，進而使我對這個學校也沒多少好感，這是我當時的最真實的心態。

說到理想，“上大學”是自兒時大人們一直在我的耳邊嘮嘮叨叨十幾年的一句話，現在，這個理想已經實現了，我為什麼沒有預期的激動呢？電視電影裏某一個人實現了某一個願望，那種欣喜若狂、那種激動人心、那種無與倫比的快樂感染着許多人。我為什麼快樂不起來呢？如果不是廣外而是北大，我會不會很快樂？我反覆問了自己許多遍，我想像不出來。

說到底，這個所謂的理想是父母最想要的，也是這個社會給我們定的人生目標，多年來，我只是照着目標往這個方向努力。達到了，我如釋重負，可以交差了！

五、我的未來不是夢

那麼我的理想到底是什麼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許我是個廢小孩，我不知道我將來做什麼好。一直以來，我都是按照大人給我設定的目標做的，我已經習慣被人安排了。

有許多孩子考上了大學，家長高興死了，到處請客吃飯來慶祝。而我們家什麼也沒做，父母覺得考上大學是應該的事，是一個人人生邁開的第一步，後面的路還很長，沒什麼好驕傲的。

我讀的是國際新聞，許多人說是好專業，將來可以當主持人，還有人說，深圳離香港那麼近，可以到鳳凰衛視去應聘。關於這一點，我真的想像不出來。看着屏幕上吳小莉和陳魯豫神清氣閑的樣子，我一點也不羨慕。我想，還是等我先拿到這個文憑吧，那時也許我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理想。

媽媽那天說了我一句話，她說：你們這些80年代的獨生子女啊，生活太優裕了，沒有飢餓感，哪有什麼動力呢？

媽媽也許真的講對了。

曾經看過一個小故事，說一個人的家住在80層樓上，有一天遇到停電，電梯沒法開了，於是他只好背着包往上爬。爬到20樓時，感到累，就把包放下來，打算等電梯來了再下來拿。卸下了包袱，他輕鬆多了，一會兒就爬到了40樓。可是，再往上爬，他的心情開始煩躁起來，他埋怨自己為什麼不看停電通告，才會落到如此下場，在自責中他爬到了60樓。再往上爬，他連生自己氣的力氣都沒有了。爬啊爬，終於爬到了80樓，到了家門口才發現，鑰匙留在20樓的包里了！

有人說，這個故事其實是在反映我們的人生。

20歲之前，我們生活在家人、師長的期望和期許之下，背負着很多的壓力、包袱，自己也不夠成熟也沒有能力，因此步履難免不穩。

20歲后離開了眾人的壓力，開始全力追求自己的夢想，就這樣過了愉快的20年。

可是到了40歲，發現青春已逝，不免有許多的遺憾和追悔，對這個惋惜，對那個痛恨，在抱怨和後悔中又度過了20年。

到了60歲，發現人生已經所剩不多，於是告訴自己，不能再抱怨了，要好好地珍惜剩下的日子。於是開始發揮餘熱，盡情地過好每一天。到了生命的盡頭時，才想起自己好像有什麼事還沒有完成——原來，我們的夢想還留在20歲！

是啊，自己的夢想到底是什麼？自己最在意的是什麼？不要等到40年後才來後悔啊。是得好好想一想，希望將來的自己與現在有何不同，想好了，就去做，把握現在，展望未來，過好每一天。

每個人都是單行道上的跳蚤，就是要不停地跳，生命才會鮮活，一生才不會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