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少女”

對於張曼玉來說，拍攝《花樣年華》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適應王家衛的工作方式——畢竟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合作了。因為王家衛拍電影是沒有劇本的，張曼玉每天來到片場都不知要拍什麼。對此她一開始十分痛苦，每天都要問導演她演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我是誰？我該怎麼演？”王家衛的捉摸不定使張曼玉在掌握導演的拍攝手法方面疑慮重重，每次開工都無法把握導演的戲中取向，所以天天都要問“為什麼”，因此被梁朝偉取笑為“問題少女”。後來梁朝偉建議她不要想太多，因為要從導演那兒尋找自己的角色是很困難的事，想得太多隻會讓自己更加迷惘。張曼玉後來也認識到：王家衛電影的獨特之處就是現場即編即演，這也使她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所以她乾脆也就不再多問了。“到後來我就再沒有問了，因為問了都是白問。”張曼玉說：“即使王家衛給你一個答案，那也不是真實的，因為連他自己都不能肯定。而且他導戲是很在乎演員本身的，他還會翻看過去拍過的片子，或者去現場看過佈景才會被激發。雖然我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但我信任他，相信他會把那片段剪得很好的。”通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張曼玉開始自己揣摩人物，並把她對人物的感覺跟王家衛討論，然後一起塑造出角色來。每天，王家衛和她在現場現編現排，但每天又會把昨天的想法推翻。張曼玉以這種方式參與着《花樣年華》的部分編劇工作。有記者問張曼玉：“是不是每次到了場地，他要求你怎麼做，你都可以達到他的要求？”張曼玉回答說：“都會做得不理想的。有時會覺得：如果我一早就有心理準備，我的表現會好些。但其實即興地演反而會更有魔力。作為演員能通過思考把自己的想像加上去，這樣算創造性表達。演員能有space去create的話，就是最理想的了。”《花樣年華》前後拍了15個月。那是很長的一段時間。用王家衛自己的比喻來說，這就像吃飯一樣，起初只來了兩個客人，後來客人越來越多，飯就越吃越久。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反覆的過程，這對演員當然是考驗，可王家衛卻說：“很多演員想跟我合作，其實是他們對我拍片的方法比對我所拍的電影還要有興趣。”王家衛在《旺角卡門》中讓張曼玉開了竅，十年後再拍王家衛的戲，張曼玉有什麼新感覺呢？“我覺得很有安全感。因為我知道他不會把我拍得差勁的，而且他是惟一能掌握到我最好一面的導演。王家衛是特別敏感的，他能看到其他導演看不到的地方，永遠把我最好的一面拍出來。他不怕花錢花時間，總之要找到你最好的一面為止。他重拍又重拍都是為了我，因為我演得不夠好，角色不夠連貫，所以我沒有再怪他。”張曼玉對現在的王家衛已有新感覺：“拍他的戲很無奈，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他下一步會怎樣走，根本無法準備。不過，每次看完剪片，我都會有意外驚喜，很開心。”王家衛的工作方式儘管讓張曼玉既受益又受折磨，但他的藝德也讓她產生了敬佩之情。《花樣年華》在曼谷取景時非常辛苦。王家衛病倒了，住院數天，還沒完全康復就必須出院復拍。在半邊身體不能動的情況下，王家衛仍然全神貫注地拍片，張曼玉看了深受感動。以前她只覺得王家衛是個高大的愛戴墨鏡的“酷哥”，拍片永遠是在當天化妝時才讓你拿到劇本，沒想到“酷哥”也有“崩潰”的時候。雖受**煎熬，但他的堅強不減。張曼玉坦承：在看過導演王家衛拍片拍到“崩潰”之後，她對他更加敬重，有了自己想當導演的信念。在15個月的拍攝期間，連王家衛自己都不知道最後一個鏡頭是什麼。他的拍片方式就是邊拍邊發展，先定下起點，最難的就是找到終點。王家衛經常會問張曼玉：如果你遇到影片中這種情形時，你會怎樣表現？張曼玉說：我會哭。王家衛二話不說，就照她的意思去拍一場哭戲，連機器要怎麼放他都會問張曼玉。《花樣年華》到最後才決定整個故事在張曼玉獨自哭泣的鏡頭中落幕。王家衛要求張曼玉以一個獃滯的表情，眼淚卻不斷滴下來的方式詮釋傷心的感覺。在現實中，她最傷心的時候便是這種樣子。結果張曼玉一次便OK，拍出來的效果極為理想。這些讓張曼玉覺得王家衛很理解她、認同她，就像好朋友，使她信心倍增。對於故事的結局，張曼玉認為“不傷感”。但是沒有結局的愛是美麗的，它往往是人臨終前最留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