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更好的機會(1)

我坐在電話旁，暗自希望它會響。那是1994年2月1日，離發年終獎金的日子還有兩個星期。我在紐約的一家投資銀行——第一波士頓——做衍生產品經紀。我在等一個獵頭的電話，最近幾天他已經給我打過好幾次電話了。他對時機掌握得無懈可擊。發年終獎的日子越來越近，衍生產品正炙手可熱，而且我還是最近一次新興市場衍生產品研討會上的特別主講人。我有市場價值，也想跳槽。對於獵頭來說我特別值錢：如果他把我安置到一家新公司，他就能拿到我第一年薪酬的三分之一。好的華爾街獵頭都能賺幾百萬美元。我知道這個傢伙打電話給我並不是想當好人，他是想“獵”我的“頭”。想遮掩這種電話並不容易。假如你曾見過交易廳，你可能會奇怪一個經紀怎能和一個獵頭通電話而不引起一米開外的其他經紀的懷疑。我知道這可能是致命的。已經有若干個經紀因為在工作時間與獵頭談判而遭到處罰或被解僱。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精心設計了詳盡的方案來掩蓋求職活動，包括密碼語言和夜間會面。我的新方案是從一個同事那裏學來的，很簡單，但不是十分安全。這個獵頭假借一個朋友的名字打來電話，我接聽時裝做在和朋友聊天，而獵頭就介紹他手頭的工作。如果我想討論這份工作就掛斷電話，離開交易廳，用大堂里的收費電話打給他。其他人也有用這種方法的，在發年終獎的時候，經紀每天都被這種電話包圍。那時我已經冒險地往大堂跑了若干次，冷靜地聽了很多工作機會。每次我都拒絕了。那些公司都是和第一波士頓同一水準的，也就是二流的。雖然第一波士頓在20世紀80年代初也曾是一家頂級公司，過去十年間它已經每況愈下，大批員工離職去了更好的公司。我對這二等地位已經感到厭倦，也想更上一層樓。有一家公司的衍生產品部是華爾街最熱門的，我對那裏的工作夢寐以求。我告訴這個獵頭如果他能拿到那份工作，我就接受。他答應去找找看，然後告訴我他能找到什麼。電話終於響了。是這個獵頭，他聽起來很興奮。“弗蘭克嗎？”他小聲問。“是我。”我小聲回答。旁邊的一個同事懷疑地看了我一眼。在交易廳里是沒人小聲說話的。“我找到了！”“找到什麼了？”“那個，”他停了停，“你的工作，你想要的工作。給我回電話。”現在輪到我興奮了。我告訴同事我要出去一會兒，他似乎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幾乎是衝到了大廳里的收費電話前。我一邊等着獵頭接電話，一邊摸出了筆和紙作記錄。電話鈴似乎響了整整一分鐘。我四下張望，衝著公司的新徽標得意地冷笑——白底上藍色的帆船，旁邊是公司的新名字——瑞信第一波士頓。瑞信代表公司的新主人，瑞士信貸。可這個有型的新徽標也不能改變現實：第一波士頓至今的航行既不是世界性的，也稱不上一帆風順。這隻船看起來屬於波士頓而不是伯爾尼，我的公司惟一具有世界性的東西就是虧損。我想起一個例子。第一波士頓貸款45億美元——公司40％的股權資本——給一家公司，俄亥俄床墊公司。這是一筆災難性的交易，華爾街的幽默將其命名為“燃燒的床”。第一波士頓的利潤是如此的可悲，以至於公司不得不賣掉部分衍生產品業務來發放獎金。與此同時，有謠言說公司的新任行政總裁艾倫?維特拿到了3000萬的薪酬。後來報道澄清他的待遇只不過是區區900萬美元。公司被叫做“小麥第一證券”1，隱喻境況窘迫的小規模經紀公司。難怪好的經紀人都結隊而逃。我，也想跳槽。那邊，獵頭終於說了聲“喂”。我再次耳語了起來,“你找到了什麼？”我掃視着大堂，確保沒人在聽我說話。他一定覺察到了我的興奮，開始殘酷地耍弄我。“這是一家非常有聲望的投資銀行，熱門的衍生產品部。他們想找一個新興市場經紀人，就是你，太完美了!

”“哪一家？告訴我是哪一家？”我打斷他。新興市場是我的領域，但是所謂“有聲望”的投資銀行也不少。他又支支吾吾了幾分鐘。我努力保持着冷靜，再一次追問。他終於吐露了名字：“摩根士丹利。”我知道，出於談判的考慮，我應該假扮只對這份工作有“溫和”的興趣，那樣我的獵頭就不會覺得我不顧一切地想跳槽，或是願意為了微薄的待遇轉換工作。我知道我應該保存我的談判實力。談判的關鍵是表示我喜歡這份工作，但又不是特別喜歡。我努力想要壓抑住自己的興奮。但是我做不到。我差點兒大喊出來。“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這個！幫我拿到這份工作！我什麼時候能和他們談？我想要這份工作！”我四下張望，看看有沒有人在看我。“你想什麼時候跟他們談呢？”我忍不住又喊了出來：“馬上！越快越好！今天下午！最遲明天！”這個獵頭知道我已經上鉤，自信地笑了。“喂，年輕人，保持冷靜。我試試安排明天。今天晚上給你家打電話告訴你具體安排。”放下聽筒時，我的手還因興奮而顫抖着。我匆匆回到座位上，希望沒人注意到我的缺席，或者聽到了我的叫喊。好在他們沒有。先前那個疑心我的同事已經舒舒服服地吃着上午的第二塊德芙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