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蒼蒼北大荒(1)

"物換星移幾度秋"(王勃句)，屈指算來，第一次到佳木斯參觀訪問，是1946年春天和洛甫同志一道乘專列去的，45個春秋已經過去了。接到邀我參加丁玲學術討論會的請帖，我便欣然接受陳明同志盛情邀請，準備前往。原定在青島休息一段時間，由黑龍江駐青島辦事處主任王德山陪同，乘飛機先到哈爾濱，再到牡丹江，在鏡泊湖稍事逗留，然後由牡丹江去佳木斯。可是哈爾濱發大水，牡丹江也有水患，暫時不能走這條路線了。在青島住在八大關賓館，休息了10天--休息這兩個字用得不十分恰當，因為好客的主人，如王德山，胡璽、韓蘭薺和王志平他們把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每天晚上都有人宴請，有時中午還有宴請，一頓飯往往要花去兩個小時左右，加上往返路程，長達三四小時，每天所能清閑休息時間不多，可以說相當忙忙碌碌的。但是，遊了嶗山；在海邊游泳；月下海濱散步，聆聽海潮起落的聲浪；早晨推窗遙觀紅日從海邊冉冉升起；晚上在舞廳品賞音樂，翩翩起舞；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休息。更重要的是這十天沒有看書，沒有寫文章，沒有苦思冥想小說的結構人物性格和情節等，大腦暫時停止了工作，這麼一來，說是休息，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和理由的。北京到佳木斯沒有直航飛機，卻有直達火車，從永定門車站發車。深夜到了永定門車站，上車碰到不少熟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陳早春，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庄鍾慶他們。火車開動，便躺到軟席卧鋪上，服了安眠藥休息了，有節奏的隆隆之聲雖大，卻並不干擾，反而成了聲響較高的催眠曲。第二天下午過松花江橋，便到了佳木斯，住農墾大廈。45年前，即1946年6月，我曾和洛甫同志一行乘專列到過佳木斯，當時松花江上還沒有架橋，我們在北岸下車，乘船到佳木斯市--合江省的首府。那時候的佳木斯市不大，印象彷彿只有東西和南北兩條大街，其餘是小街小巷，空空蕩蕩，房屋相當破舊，人民衣着十分簡樸，顯得有點寒磣，一望便知是荒涼邊陲土地上一座人煙稀少的城市。45年後，舊貌換新顏，橫跨松花江上鐵路公路大橋氣勢非凡，出了火車站是一片繁榮景象，行人熙來攘往，新建築鱗次櫛比，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三層高樓的百貨公司巍然矗立十字路口附近，男男女女穿着各色各樣服裝進進出出，提着抱着採購的貨物，拖兒帶女，滿意含笑而去。在百貨公司斜對面，比百貨公司更加高大巍峨的華麗建築是農墾大廈。全國第五次丁玲學術討論會由黑龍江農場總局、中國丁玲研究會、中國延安文藝學會和中國作家協會黑龍江分會聯合舉辦的，出力最大的是農場總局。農墾大廈是農場總局經營的，出席會議的代表，都住在這兒。我住在高層的房間，我的兒媳婦王周生作為丁玲研究者(以後當選為丁玲研究會的理事)也出席會議，她和一些女研究者，住在較低層的房間。佳木斯是北大荒的首府。北大荒是祖國邊陲地帶鄰近蘇聯(現在應叫俄羅斯共和國了)邊界的莽莽荒原而又神奇的土地。1947年創建了第一批國營農場，複員軍人、科技人員、知識青年和支邊青年從祖國四面八方來到荊棘叢生的莽莽荒原上，風餐露宿，披荊斬棘，歷盡艱險，創建一批又一批國營農場，在新中國移民開發和農墾史頁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北大荒龐大的國營農場群，在57000平方公里總面積上，開墾了3000萬畝耕地，分別為102個農場所有，全區人口155萬，職工71萬人，擁有1500多個工商企業，農、林、牧、副、工全面發展，農工與商貿綜合經營，就全國來說，這個地區開發最早，規模最大，機械化程度最高，是一個現代化的墾區。丁玲曾在北國荒原上生活了12年，她稱北大荒是她的第二故鄉。1955年和1957年先後被錯劃為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7年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八年，她對我說過：她是"大右派"下去的，誰都知道她是什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右派"已經成為"死老虎"，但是造反派也沒有放過她，把"死老虎"當成"活老虎"批鬥，經歷了凄風苦雨，喪失了自由。她在狂風暴雨中生活了12年，又被關進監獄5年多以後移地山西長治監護一段很長的時間。反革命"四人幫"被粉碎后，1979年她才從山西回到北京，"大右派"、"反黨集團"成員這些帽子還沒有摘掉，住在友誼賓館一幢小樓的房間裏，我去看她，滿頭飛霜，額頭露出波浪似的皺紋，已經為時間磨鍊得衰老了，可是精神矍鑠，兩眼奕奕有神，閃閃發光，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這時，她向黨中央組織部繼續申訴，要求平反。我安慰她：相信歷史，相信群眾，一切是非曲直經過若干時日，歷史會做出公正的結論。我相信她的問題一定會平反的，恢復歷史本來面目。那些顛倒是非羅織罪名，誣陷好人的，只是依仗權力起暫時的作用，而不能起永久的作用。反革命"四人幫"誣陷了多少好人，幾乎把所有獻身革命事業的老幹部都打倒了，但最後真正倒下去的不是革命老幹部，而是顯赫一時的"四人幫"及其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久，果然初步平反了，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編在33組，即特邀組，我是組長，會議期間，經常和她在一起，態度積極，相當活躍，像我們在延安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窯洞裏一樣，談笑風生，狀至愉快。丁玲重返文壇，最初在報上發表一些散文，有不少青年讀者不了解丁玲的過去，看到文章，十分讚賞，認為中國又出現了一名新的女性作家，丁玲和我談到這個令人辛酸的故事時，宛爾笑了。當然，這以後，逐漸為廣大談者知道她的悲慘的經歷，不是新作家，而是老樹逢春綻新花。1984年，黨中央組織部頒發《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