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災區文化部(2)

3文化部還逐步向駐外文化處派出文化官員。197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准自10月1日起，除科學技術歸國家科委外，對外文化交流歸口管理由文化部負責，外交部新聞司四處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演出處、展覽處原建制轉歸文化部領導，以便工作不中斷，演出處、展覽處分別改為中國演出公司和中國展覽公司。我到文化部向黃鎮同志報到，受到他的熱烈歡迎，要我和另一副部長共同分管對外文化工作。當時已到文化部工作的有劉復之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先後任副部長的有周巍峙、賀敬之、王闌西、林默涵、司徒慧敏、陳辛仁、王仲方、呂志先等，司局級幹部相當強，熟悉業務和文化部情況，可謂人才濟濟。十年"浩劫"中，文化部是"重災區"，被稱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沒有得力的專門管外事的幹部，只有對外聯絡司，人數很少，而原來歸口主管對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簡稱"對外文委")給造反派砸爛了，被撤銷了，對外文委領導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以後改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簡稱對外友協)也划給外交部，所有對外文委幹部(除黨外正、副主任以外)全都到河南明港對外文委五七幹校勞動，被"打倒"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什麼"叛徒"、"特務"列入另冊，屬於專政對象，監督勞動。在幹校的對外文委幹部，回到北京，"各奔前程"，只有少數一時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在等待分配。這些幹部多數到了新華社、對外友協和文化部等部門。黃鎮同志和新華社等單位協商，希望原來是對外文委的幹部讓他們到文化部分管外事的司局級單位工作。有關單位照顧文化部的需要，同意黃鎮同志的意見，紛紛回到文化部。黃鎮同志給我第一個任務，是組織對外文化隊伍。根據在對外文委工作的經驗，我提出組織機構的方案：對外文化聯絡一司秘書處、綜合處、研編處、交際處對外文化聯絡二司亞洲處、亞非處、非洲處對外文化聯絡三司蘇聯東歐處、西歐處、美大處對外文化聯絡四司宣傳處、電影處中國演出公司中國展覽公司調干支部(準備派到國外工作人員)經黨組討論同意設置上述機構和所配備人選上報**中央組織部。1980年1月，中組部任命主要人選、一司司長朱明，二司司長丁谷，三司司長暫缺，四司司長林林，中國演出公司經理侯旬，中國展覽公司經理陳大遠等等。為了擬出配備幹部名單草案，我花了不少時間，先了解一些幹部情緒和在"文革"中的表現，基本上以幹部原來在對外文委、文化部和外交部所擔任的職務為準，原則上回到原先所屬的司、局、處工作，至於那些在10年浩劫中活躍人物和紅得發紫的"造反派"，當然不在考慮分配之列。駐外使館文化處的幹部，在"浩劫"中，回國的回國，調離的調離，只剩下少數幹部勉強維持日常工作，需要調整、充實，另行配備。有關地區的大使紛紛向文化部要求配齊文化處幹部，以便恢復和開展文化處工作。當時幹部奇缺，配備對外業務司的幹部並不滿員，適宜派出到文化處工作的幹部不多，只好選擇重點，陸續配備，同時向中央組織部要求加強配備文化部外事幹部。黃鎮和黨組派我分工管三司、四司（包括演出公司和展覽公司），一司、二司單位派另一副部長分管。這四個司級單位的工作相當繁忙。黃鎮同志和黨組領導對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工作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第十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決貫徹和維護"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求同存異"、"細水長流"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文化交流，促進友好往來，維護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內部工作整頓組織好了，上了正常的軌道，黃鎮同志率領我們開展對外活動。1979年5月29日，中國政府文化代表團出訪朝鮮。團長黃鎮，副團長周而復，團員有畫家黎雄才，歌唱家張權，作曲家魯肅等。我們乘飛機到達平壤，受到朝鮮文化藝術部部長李昌善和副部長張澈為首的廣大手持鮮花的朝鮮少男少女的熱烈歡迎。我們彷彿頓時置身於鮮花海洋里。他們一邊愉快舞蹈一邊縱情歌唱，臉上綻開微笑的花朵，親如兄弟姊妹久別重逢。李昌善和張澈正副部長陪同我們前往長壽園，進入山口，有士兵守衛，循着蜿蜒山路走去，在鬱鬱蔥蔥的山巒里，是朝鮮國賓館，那兒有一幢別墅式的花園洋房。我們下榻在這兒，花園裏的旗杆升起的五星紅旗，在5月的和風裏輕輕飄揚。李昌善部長安排我們參觀大同江畔的萬景台，這是金日成祖父金輔鉉和父親金亨稷先生的故居，也是金日成主席成長的地方。他在父親和母親康石的培育下，年方13歲的金日成便跨過鴨綠江，奔赴光復的征程，發出豪邁的誓言："朝鮮不獨立，就不再回來。"第二年，父親不幸逝世，他從母親的手裏接過父親最重要的遺物：手槍，牢記父親臨終對母親的遺言："你好好保管我使用過的手槍，等成柱要的時候，給他吧，那麼，他就會把我沒有完成的事業繼承下去……"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