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網絡小說寫作常識-工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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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曉文呂曉文呂曉文8888888888888一、筏子與獨木舟
我國不僅陸疆廣大,而且河流眾多,海域遼闊,因此中華民族不僅有一部光輝的陸上進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壯麗的水上開發史。而一部水上開發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發展史。中國舟船發展史綿延數千年,最早還得從遠古說起。在原始社會初期,先民們尚以漁獵和採集為生,他們的活動範圍被局限於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於沒有一定的工具,他們無法捕撈深水中的魚群,無法狩獵河對岸的野獸,不僅如此,如遇洪水泛濫,他們甚至連生命都不能保全。惡劣的環境與求生的本能迫使人類去思考,人們開始尋求一種可以浮於水上的工具,以期獵取更多的食物和戰勝洪水的危害。然而究竟什麼東西能夠浮於水面而不沉?長期與自然界的抗爭不斷增添着人們的智慧,自然現象的反覆出現也給人以一定的啟迪。“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世本》)“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為舟”(《淮南子?說山訓》),古人終於認識到某些物體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為人們創造舟船工具的最早誘因。經過長期實踐,古人創製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這是一種用樹榦或竹子並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狀物體。原始人在實踐中認識到單根竹木雖具浮力,但因其為圓形,浮在水中易滾動且面積窄小,運載力有限,如將數根並扎,則在水中可平穩漂浮且運載量增加,既可載物又可載人。筏子,古時也稱為“桴”、“泭”,或“箄”。繼編木為筏之後,又有“刳木為舟”(《周易?繫辭》)。“刳”是割開、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獨木舟。它是一種用獨根樹榦挖成的小舟,其製做過程是:先選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樹榦,將不準備挖掉的部位塗上濕泥,然後用火燒烤未塗濕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狀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鑿,這樣疏鬆的焦炭層很快就被“刳”盡,如此反覆多次,獨木終被“刳”成帶槽的舟。有了舟,人們尚不能在水中隨意行駛,還必須有推動獨木舟行進的工具。“剡木為楫”(《周易?繫辭》),即是指古人制槳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釋名?釋船》)。削木頭做成槳,以推進舟的行駛。在舵未出現以前,槳還有控制方向的作用。獨木舟與槳相配合,人們才可較隨意地在水面上活動。“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周易註疏》卷4)獨木舟具體出現的時代尚不能斷定。但1977年在ZJ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槳,(25)這表明至遲在大約七千年前,我國已開始使用獨木舟,同時也說明,我國發明和使用舟船的歷史較之車馬出現的時代要早數千年之久。新石器時代的獨木舟目前尚未見有實物出土,但晚於原始社會的獨木舟,解放后卻多有發現,據不完全統計已達二十餘只。這些古獨木舟已成為研究早期獨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據。從後世的獨木舟看,我國古代獨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種:一種頭尾均呈方形,不起翹,接近平底;一種呈頭尖尾方形,舟頭起翹;(圖14)一種頭尾均呈尖形,兩頭起翹。從舟體外形變化來看,第一種應屬時代較早的一種,隨着行駛經驗的積累,人們認識到舟頭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於是出現第二種形制,繼而產生了第三種。獨木舟的優點就在於一個“獨”字,舟身渾然一體,嚴整無縫,不易漏水,不會鬆散,而且製作工藝簡單,所以沿用的歷史很長,直至今日,在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獨木舟還被用作渡河工具。筏子與獨木舟的相繼出現,是人類開拓水域交通邁出的第一步。有了它們,人類的活動範圍便從陸地擴大到水上,人類從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誕生
筏子與獨木舟都還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裝載量一大,筏子便浸沒在水中。而獨木舟的大小則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想通過改進舟形來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難。人類進入奴隸社會以後,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不僅水上運輸活動日漸頻繁,而且載重量也日漸增加,筏子與獨木舟的“短處”便更為明顯地暴露出來。在獨木舟的基礎上,人們創製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問世,在我國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寫作:、、,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結構:它已不是獨木刳成的舟,而是用數塊木板組裝的木板船。這表明,至遲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國就已完成了由獨木舟到木板船的變革,且此時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當然,這一變革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隸們長期實踐,不斷改進,逐漸創新的結果。雛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簡陋的,它無非是在獨木舟的基礎上加裝木板,以擴大獨木舟的裝載量。這種改進的獨木舟在考古資料中曾有發現。1975年JS武進出土了一條漢代木船,(27)船體是用三塊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脫離原始獨木舟的形制。以後,人們乾脆拋開獨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木板船是由一塊底板和兩塊弦板組成的最簡單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國GX一些河窄灘多,水道曲折的地方還能見到這種原始木板船的蹤影。全船僅由三塊板構成,底板兩端經火烘烤向上翹起,兩側舷板合入底板,然後用鐵釘連接,板縫用刨出的竹纖維堵塞,最後塗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鐵釘和油漆,因此想必當時製造這種三板船時或靠榫卯連接,或用藤蔓、獸皮條等縛扎。板縫則用草稈、麻絲、竹茹之類的纖維物質塞堵。另外從甲骨文“”字的結構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還各加有一、二根橫木,使船體聯接得更加牢固。這種三板船是後世各類舢板船的祖先。1974—1978年在HB平山戰國時期中山國一號墓的南側發現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條大船、兩條小船和若干支木槳。(28)這五條船是目前我國所見時代最早的木板船實物。從獨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國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至此,人類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狀和體積大小的限制,而能夠根據人的意願,對材料進行加工了。在這一基礎上,此後的各種弘舸巨艦、樓船方舟也陸續產生,從而給古代漕運、海上交通、水戰帶來了眾多輝煌壯觀的場面。舟船的出現原本是人類為了滿足載貨、運輸和生產的需要,但在奴隸制社會的夏、商、周時期,舟船和馬車一樣,也成為戰爭的工具。史籍中有明確記載的水戰發生在公元前549年。《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杜註:“舟師,水軍。”可見春秋時期大規模的船戰已登上戰爭舞台。當時地處長江中游的楚國、太湖流域的吳國、錢塘江流域的越國和濟水流域的齊國都非常重視發展戰艦,建設舟師,因而水軍力量以這四國最為強大,船戰也常常在這四個國家之間發生。戰艦是從民用船隻發展起來的,但由於戰艦既要裝備進攻武器,又要防禦敵艦攻擊,所以其結構和性能均比民用船隻要優越得多。因此可以說,戰艦是當時造船技術水平的最高體現。從文獻記載看,當時各國水軍的戰艦種類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樓船”、“戈船”、“橋舡”等等。艅艎又稱余皇。船頭裝飾“鷁首”,專供國君乘坐,因此又稱“王舟”。戰時則作為指揮旗艦。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種同類型輕捷戰艦的合稱。突冒一種衝突敵陣的小型戰船。戈船一種船上安有戈矛的戰船。這些戰艦仿照陸軍的車戰形式而編製:艅艎相當於陸軍的旄車(指揮車),大翼艦有如重車(革車),中翼艦有如衝陷車,小翼艦有如輕車,突冒船相當於陸軍的衝車,樓船相當於陸軍的行樓車,橋舡船相當於陸軍的輕騎兵。(29)這些不同類型、不同用途的戰艦組成強大的舟師,有如現在由各種艦艇組成的混合艦隊。由單純的泛舟渡河,到大規模的水戰;從簡陋的三板船到各類戰艦的建造,表明當時的造船技術已有了長足的進步。有的諸侯國還建立了專門造船的工場——船宮。(30)先秦時期的戰艦實物,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但是從戰國青銅器上的“水陸攻戰”紋飾中,(圖15)(31)可以窺知當時戰艦的大致結構:船體窄長,船分上下兩層,下層有三、四個佩帶短劍的划槳手,身體前弓,正奮力操槳划船。為減少傷亡,保證戰艦攻守自如,槳手藏於船艙之內。上層則站立有四、五個擊鼓、射箭、揮戈劍的武士,正與對方格鬥。從每隻戰艦僅有七或九人來看,這種雙層戰艦屬於一種輕型小艦,適於近戰,很可能就是文獻記載中三翼艦中的一種。
三、秦漢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國舟船發展史,上下數千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發展時期——秦漢、宋元和明。秦漢是我國造船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時期,船隻類型多,規模大,行船動力、系泊設施基本完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滅關東六國,統一了中國,在造船業上,繼承和發展了原來六國中一些國家發達的造船技術,建造了許多輕舟巨舸,使當時的船舶航行已經能夠通江達海。秦代的船實物,目前尚未發現,但在廣州卻發現一處規模巨大的秦漢造船工場。(32)該船場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三個造船台,滑道長度都在88米以上。其中1號、2號兩個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組成的水平式船台。2號船台寬5。6—8。4米,以此長度和寬度計算,該船台可建造寬6—8米,長20—30米,載重50—60噸的大型木船。若1、2號兩船台並台造船,則可以造出載容量更大的船隻。據專家考證,這個造船場是秦代統一嶺南時建造的,漢代繼續沿用。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秦漢時期造船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漢承秦制,造船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局面。船隻因用途不同,在製造形式上也劃分成許多種類:艑是一種內河運輸船。《正字通》:“形扁,故呼為扁子。”《通雅》釋為淺船。艇是一種形狹而長的小船。《釋名?釋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是一種體型短寬的運輸船。《釋名?釋船》:“三百斛曰斛。,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可見主要流行於江南一帶。是一種航海大船。《說文?舟部》和《廣韻》中,均稱為漢代海中的大船。舲是一種內河小船。《廣韻》稱:舲為上有小屋而設窗的船。舫又稱“方”或雙幫船。晉郭璞說:“舫,並兩舟也”,即兩船並聯一體的船。《史記?張儀傳》記載:“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鬥艦是一種有防禦裝置的戰艦。《釋名?釋船》:“上下重床(板),曰檻(同艦)。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內如牢檻也。”先登用於運送士兵登陸攻擊的前驅快艇。即“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向敵陣也”(《釋名?釋船》)。斥候一種用於觀察敵陣的小船。“五百斛以下,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釋名?釋船》)。赤馬舟輕巧速疾的小船。艨艟一種進攻型的輕捷小戰船。“外狹而長曰蒙沖。以衝突敵船也”(《釋名?釋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兩舷開有划槳孔,左右設有“弩窗矛穴”,敵船難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擊,便於快速攻敵。樓船是漢代最富盛名的一種船,也是最能反映漢代造船技術水平的一種船。樓船,顧名思義,就是在船上建樓,一般是根據船隻的大小在甲板上建樓數層,最高可達三層。每一層都有專門名稱:“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釋名?釋船》)廣州東漢墓曾出土過一件木製船模,其艙房是雙層的,(33)可稱之為“飛廬”樓船。樓船的種類很多,用途也很廣。在軍事上,它是水軍作戰的主力戰艦,因此漢代水軍統帥也有“樓船將軍”之稱。以上所述漢代各類舟船,均見於文獻記載,至今還沒有發現遺存的實物。但漢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長沙、廣州等地卻時有發現,這為人們了解漢代舟船的結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如1956年廣州西郊西漢墓中出土一具木質船模,(34)此船模當為內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圖16)1955年廣州東漢墓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據估計,這種船長約20米左右,是一種中型內河客貨船。隨着造船技術的發展,不僅舟船的種類日益增多,而且各種行船設施也日趨完善。人類建造舟船,其目的不僅能浮於水面,順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們的意願在水中航行。然而無論是逆水行舟,還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駕馭船隻的推進工具。漢船的推進工具有:篙一種撐船工具。用篙支撐河底使船前進。因為篙與筏子同期出現,所以說篙是時代最早、形制最簡單的推進工具。為了便於用篙撐船,一般船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撐篙用的走廊,這是我國船舶結構的獨有特徵。後世,按篙鑽形狀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獨鑽、叉篙、鉤篙和橈板篙之分。槳一種用人力推進舟船的木質工具。其出現時期幾乎與篙相同或稍晚。人手握槳柄,用槳板向後划水,通過水的反作用力推動船隻前進。槳在漢代又叫楫、札、棹。《釋名?釋船》:“在旁撥水曰棹。棹,濯也,濯於水中也,且言使舟棹進也。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最初多為短槳,隨着船體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現了長槳。槳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從出土的漢船模型看,當時已有用五槳、十槳划的木船,最多還有用十六槳的。櫓古代又稱“樐”、“艣”,是一種效率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推進工具。《釋名?釋船》:“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它是在舵槳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其特點是“搖”。舵槳的操作方式從“划”變為魚尾式的搖動,就形成了從槳到櫓的質變。只要在櫓手處施加不大的力,就能產生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於槳。櫓是中國在人力推進工具上獨具一格的發明,是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造船業的貢獻之一。帆又稱篷。張掛在桅杆上的駛風裝置。利用風對帆面的壓力推船前進。帆的出現大約在商代。至漢代,帆已普遍使用。桅又稱桅杆、椳、檣。有帆必有桅。桅是豎立在船上用以掛帆駛風的粗木杆。漢代已有此名稱。《釋名?釋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高貌也。”在航行中,避淺灘、繞礁石,準確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槳既是行船的動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漢代,船體逐漸增大,推進工具與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確,出現了一種專司方向的舵槳。1951年在HN長沙西漢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1974年在HB江陵西漢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邊上均置有一長木槳,顯然它已不是作為划水之用,而是用於控制方向。在舵槳的基礎上,繼而又產生了通過自身轉動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廣州東漢墓出土的那隻陶制船模,其船尾就有一支舵,這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見諸出土文物,文獻中也有記載。《釋名?釋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後見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為了使船能停泊於水中,人們又發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錨。一般來講,先有矴、後有錨。矴,又寫作碇,“系石為碇”(《三國志?吳書?董襲傳》),就是說用繩索縛石,沉於水底或擲於岸邊,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也叫“下碇”,開船可稱“啟碇”。廣州出土的東漢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物,正視呈“十”字形,側視為“”形,已有後世多齒錨的特點。所以專家稱之為“石錨”。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錨。
四、造船技術的緩慢發展
自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這漫長的七百多年裏,我國船舶事業的發展雖然進入一個低潮期,但並未停滯不前,而是在緩慢地前進、發展,在為我國造船史上第二個高峰的到來積聚着物質與技術的力量。這一時期的船舶製造有兩個方面值得提出來。1。沙船的出現沙船是我國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種是福船、廣船、鳥船)。如前所述,中國古船種類繁多,但如果僅從船體型制來看,它們大致又可歸為兩大類:方頭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類船型的代表。它是在古代平底船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船型。據專家考證,沙船始造於唐代的崇明島,“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徵是:平底,方首方尾,尾部出方艄,身長體寬而且扁。正由於沙船具有寬、大、扁、淺的特徵,所以它具有以下這些優點:其一,船形寬大,橫搖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強了抗縱搖的阻力。船身扁淺,使重心降低;上層艙房少,使受風面積減小,因而不易傾覆。再加上船舷兩側裝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籃等安全設備,所以沙船的穩定性居諸船型之首。在七級大風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進港避風,唯有沙船可以與狂風巨浪搏擊,仍舊航行無阻。所以後世有人贊道:“諸船唯此(沙船)最穩”(明《兵錄》)。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淺,不易擱淺,尤適宜在淺灘上行駛,“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清《日知錄集釋》)。因此我國沿海的淺海水域廣為使用沙船,特別是在江浙一帶最為流行。其三,吃水淺彌補了方頭增加阻力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較快,駕駛起來輕便靈活。其四,船體寬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風力。其適航性強,不但順風逆風可航行,甚至逆風頂水也能航行。正因為沙船具有這些優點,所以產生以後,便很快為官方和民間廣泛採用,不僅用作各式客、貨民用船,而且也充當各類軍用戰船,成為唐宋元明清各代內河、近海、遠洋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稱“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稱“沙船”。元明時期是它發展的鼎盛時期。(圖17)2。設置水密艙將船艙用隔艙板隔成數間,並予以密封,這種被隔開的艙稱為水密艙。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一直認為“中國水密隔艙的建造始於宋代”。但JS揚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則糾正了這一說法。揚州唐船的船體用木板隔成了五個大艙和若干小艙。如皋唐船則分九個艙。船艙和船底用鐵釘釘牢,縫間用石灰、桐油填塞。設置水密艙具有許多優越性:其一,在發生觸礁的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個船艙破裂漏水,其他船艙也不致進水。這樣船仍有浮力,不會沉沒,從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保險係數。其二,隔艙板和船體緊密釘合,從橫向支撐船體,增強了船體的抗壓能力。另外船上分艙,也便於貨物的裝卸和保管。正因為水密艙具有這些優點,所以同時期的外國船隻在觸礁船體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身海底。而同樣情況下,中國的海船卻能夠繼續航行,安全返港維修。所以說,水密艙的出現也是中國對世界造船技術的一大貢獻。世界其他國家直到18世紀末,才吸收了我國這一先進技術,開始在船上設置水密艙。
五、宋元時期的海船
宋元是我國古代歷史SH上交通最繁盛、海外貿易最發達的時期。“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這膾炙人口的宋詩正是對當時海上貿易盛況的真實寫照。一條條通往海外各國的航線被稱為“陶瓷之路”,成為中西方文化和經濟交流的主要通道。由於海上貿易成為當時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所以宋、元兩朝鼓勵海上貿易,從而在客觀上推動了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的飛速發展,促使我國造船史上出現了第二個高峰期。
宋元時期,無論是運輸貨物、商業貿易,還是旅客往來、官員赴任,凡有水可通的地區,大都依靠船舶運載。如往來於長江的航船,每年可達二、三十萬艘,(40)在黃河中行駛的木船每年也超過15000隻,(41)再加上航海用船,因此這一時期對船隻的需求量遠遠超過了以往各代。為滿足這種需要,當時在各個靠湖傍河、臨江依海的城市,如現在的開封、杭州、寧波、溫州、廣州、泉州、蘇州、揚州等地均設官辦造船場,稱船務或船坊。其製造能力,一年內可承造605艘各類船隻。又據《宋史?食貨志》載:宋太宗至道(995—997年)時,“諸州歲造運船,……三千二百三十七艘”。
南宋初,江淮四路年造船數可達2700餘只。(42)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一次就造船5000艘。(43)可見當時造船數量之多是非常驚人的。宋元船舶有內河船與海船之分。內河船的形象從若干宋畫中可見。以《清明上河圖》為例,畫中繪有不同類型的客船、貨船、漕船、遊船等20餘艘。貨船的形製為:圓短船形、平底,首尾稍狹,中部寬,甲板上建有屋棚。船舷用木板交錯釘成。整個船體遍佈排釘。(圖18)桅、篷、舵、櫓、錨、帆、篙以及索具等行船設備一應齊備。舵為能升降的平衡舵,桅座呈人字形,根據需要可以放倒或豎起。櫓甚大,有6人搖的,有8人搬的,從櫓手們那種竭盡全力的神態看,船的載貨量是相當大的。據載,當時已有載重萬石以上的貨船,“萬石船,船形制圓短,如三間大屋。戶出其背,中甚華飾,登降以階梯。非甚大風不行,錢載二十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畫墁集》卷8)。
近年來發現了八條宋元內河木船實物,其形制、部分設備及船體的聯接工藝,均與文獻記載以及畫中宋船形象相符。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中心為廣州、明州和泉州三地。海上交通貿易的發達,必將促進海船製造業的發展。“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海舟以FJ為上”(《三朝北盟會編》第176卷上),FJ又以泉州製造的海船最有名。近年來,在泉州灣發現了不少造船遺址,並且出土許多船桅、船板、船釘和索繩等造船材料。特別是1974年和1982年發現了兩隻南宋海船,(45)進一步證明泉州是當時我國一個重要的海船製造基地。(圖19)這兩隻海船之一出於泉州后諸港,現殘長24。20米,殘寬9。15米,深1。92米。全船用十二道隔板分為十三個水密艙。其排水量至少在400噸上下,載重量約在200噸以上。這隻上部扁闊,兩舷下削的尖底船一改沙船的平底形制,可視為我國福船(46)早期船型實物之一。福船首尖尾方,首尾高昂,兩側有護板,底尖上闊,呈“V”形,並有貫通首尾的龍骨,吃水深,穩定性好,並且容易轉舵改變航向,便於在狹窄或多礁石等水域較為複雜的航道中航行。尖首尖底還利於破浪,受到的阻力小,航速快,並可抵禦風浪的衝擊,尤其在開頂風船時,更能顯示出它的優越性。誠如宋人徐兢所說:福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刀,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福船的不足之處是不適於較淺的水域。《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適造平底海船,而“FJ、廣南海道深闊”,適“造尖底海船”。泉州出土的這隻海船,如復原后全船總長可達35米左右,較宋代文獻所載,尚屬小型海船。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描繪了宋朝出使高麗的船隊情況:船隊由兩艘“神舟”和6條“客舟”(載人的客船)組成。其中每條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相當於載重量120噸。而“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航行時“巍如山嶽,浮動波上”。以至當它駛達高麗國的時候,引起“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可見當時中國海船不僅以其性能優良、結構合理而領先於世界,而且還以體積龐大,負載量多而著稱。
宋元時河船與海船上的附屬設備,較之前代又有改進,更為完善:
1。竹橐宋元海船在中部兩舷側懸置竹梱,稱竹橐。其作用是消浪和減緩船隻左右搖擺,以增強航行的穩定性。同時它也是吃水限度的標誌。即“水不得過橐,以衡輕重之度”(《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
2。平衡舵宋元大船都有大小兩個主舵,舵可升降,根據水的深淺交替使用。這種平衡舵的舵面呈扁闊狀,以增大舵面面積,提高舵控制航向的能力。且又因一部分舵面積分佈在舵柱的前方,可以縮短舵壓力中心對舵軸的距離,減少轉舵力矩,操縱更加靈便。
3。測深砣即水砣,系有長繩供測深用的鉛砣。宋元船上已裝備,經常測量水深,可防船隻擱淺。另外,還可以用測深砣測知海底的情況,確定船舶所處場所能否停泊,以及辨別船舶所處的方位。
4。導航設備宋元時已開始使用儀器導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宋朱彧《萍洲可談》,引自《說庫》第19冊)“風雨晦冥時,唯憑針盤而行。”(宋吳自牧《夢粱錄》卷12)指南針或磁羅經(針盤)是全天候的導航工具,海船使用之後,無論晝夜陰晴,都能沿着正確的航向行駛。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導航標誌,以指示船舶安全進港。如建於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的泉州關鎖塔,就是當時進港的導航標誌,而且沿用至今。高超的造船技術,先進的導航設施,使宋元時期的造船和航海事業遙遙領先於世界其它國家。尤其是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是“航海技藝方面的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時代推到終點,預示計量航海時代的來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六、造船業在明代的發展
明代造船工廠分佈之廣、規模之大、配套之全,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新水平,從而形成了我國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其時規模最大的造船工廠有三個:JS龍江、淮南清江和SD的北清河船廠。龍江船廠於洪武初年(1380年左右)建於南京下關三叉河。該廠主要建造大、小黃船,戰巡船,戰座船等二十餘種船舶,特別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稱,年產量超過二百艘。鄭和下西洋所乘之大寶船就是由該廠承造的。清江船廠專造漕運船舶,有4所總廠,82處分廠,3000多工匠。據《漕船志》統計,自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490—1544年),前後54年間,共造船28534艘,平均每年約造519艘。一個船廠尚且如此,那全國所造船隻將有多少?據《明會要?食貨四》記載,永樂十年(1412年),為擴大漕糧運輸,一次所造漕船就多達2000餘艘。能夠如此大規模地造船,可見明代造船實力之雄厚,技術之高超,非前代所能比擬。最能反映明代造船技術水平和能力的,當屬鄭和所乘坐的寶船。鄭和是明朝永樂年間的一個太監,明成祖組織船隊下西洋時,授予他總兵的職務。從1405年到1433年近30年中,他奉命統率船隊先後7次遠航西洋,出使亞非30多個國家,寫下了人類大規模遠洋航行的壯麗篇章。他所乘坐的船名寶船,即“西洋取寶之船”之意(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據推測,鄭和每次出洋的船舶數量當在一百艘以上,其中大型寶船在40多艘到60多艘之間,另外還有馬船(運輸船)、糧船(運糧船)、坐船(運兵船)、戰船等大小輔助船隻。由這些大小船隻組成的船隊,共載運27000多人。大型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約合150米),闊一十八丈(約合60米),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鄭和家譜?下西洋船舶條》)。寶船的船型,屬於沙船型,“張十二帆”(費信《星槎勝覽?占城國》)。船上的篷帆錨舵之大,“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鞏珍《西洋番國志》自序)。1957年在南京明寶船廠故址出土的寶船舵桿長達10。07米,足有三、四層樓高,為鐵和木製成。舵板高度估計在6。35米左右,寬約7。04米,面積約為42。5平方米。如此巨舵,要靠絞車來操縱它的升降。這種絞車在南京也有發現,出土的絞關(絞車)木殘長2。21米,620毫米見方,上面還保留着四個安裝車關棒的孔。車身裝上車關棒,轉動車關棒即可升降舵了。絞車還可用於起錨和掛帆等。錨應是四爪大鐵錨。明《天工開物?錨》:“戰船、海船,有(錨)重千鈞者。”一鈞約合30斤,千鈞就是3萬斤,一般海船尚且使用重萬斤以上的大錨,那麼寶船上用錨之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正是因為有這樣巨大而性能優良的船舶,再加上高超的航行技術,才使鄭和“舟行巨浪若游龍”(馬歡《紀行詩》),每次都能安全返航。當然,有關鄭和下西洋時所乘寶船的大小尺度、船型結構以及數量等問題,目前還有許多爭議,專家們的意見也不一致,這一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考證。明代造船不僅數量多、規模大,而且船舶的種類也很多。運輸船有大小黃船、快船、江漢課船、八櫓船、滿篷梢、擺子船、三吳浪船、西安船、清流船、梢篷船、黑樓船、鹽船、烏艚、紅單船等等;海船有蜑船、遮洋船、封舟等等;戰船有戰座船、巡座船、哨船、開浪船、火輪神舟、鷹船、三板巡船、連環舟、子母舟、兩頭船、大福船、蒼船、艟、單撇船、白艚、唬船等等。如此種類眾多的船舶,其船型除沙船和福船船型以外,還有廣船與鳥船船型。廣船船型的特點是:首尖體長,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吃水較深,利於破浪。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較好的遠航性能和較大的續航力。因始創於GD而得名,是我國明代南海地區普遍採用的一種船型。鳥船“頭小身肥,船身長直;除設桅、篷(帆)外,兩側有櫓二隻,有風揚帆,無風搖櫓,行駛靈活,而且篷長櫓快,船行水上,有如飛鳥”(清《ZJ海運全案》)。
自明代起,浙、閩、粵沿海的小型海船多採用鳥船船型,以求速快。至此,我國古代四大航海船型全部出現並定型。儘管明清兩代,我國的木船種類達千種之多,但就船型來講,基本上都屬於沙船、福船、廣船和鳥船這四大類。在明代種類眾多的海船中,尤以大福船最負盛名。據《明史?兵志》載: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舵樓三重;中部為四層,下層裝土石壓艙,二層為水兵住艙,三層為操帆及餐事場所,中置水櫃,左右開六門。上層為露台,作戰時居高臨下發射火器矢石。船首結構甚堅,可撞擊敵船,它是明代的主要戰艦。但由於船體高大,吃水又深,只能順風順潮航行,不能靠岸停泊,因此作戰時須有其它戰船配合。戚繼光抗倭,大福船便是其主力戰船,台州一役“福船大勝小,廣船堅勝脆”(李盤《金湯借箸》),一舉蕩平了倭寇大本營——橫嶼(今FJ寧德城外海中)。戚繼光曾贊曰:“福船乘風而下,如車輾螳螂”。明末和清代,統治者多次實行海禁政策,使我國原有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水平急速下降。**戰爭以後,中國的內河與沿海航權落入外人手中,更使中國的造船和航海事業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已處於奄奄一息的凋敗狀況。呂曉文的網絡小說,求月票,求打賞,起點中文網如下:1,《鄉村教師的愛情》http://k.qidian.com/Danben/ShowBook.aspx?bookid=33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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