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機之一：偏向(2)

（三）權力尺度代替影響力尺度第三，這個決議使權力尺度代替了影響力尺度。我們在前文已經剖析過權力尺度產生的根源，這是等級制度下的產物。黨組織在當時作為幾乎是惟一的現代化組織，如果不能採取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原則與尺度，那也不過是皇權社會的繼續罷了。雖然我黨當時看到了問題所在，六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就曾明確指出“黨內民主主義：從前下級群眾是沒有討論過政策，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沒有選舉過自己支部幹事會和委員會。——與機會主義奮鬥后，漸能批評自己和上級機關，但黨的政策還沒有能普遍傳達到下級黨部，引起群眾的討論。”〖HT5”〗②但是，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形成對此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換言之，黨內民主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缺乏落實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是一個大問題。質言之，關鍵環節是選擇尺度出了問題。一個能夠有效地改造自身的組織，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讓那些領導者能夠在組織的各個層面上顯現出來，而不是只存在於組織的高層。反過來，這一條也是衡量一個黨組織是否達於現代化的基本標誌。即究竟採取權力原則還是影響力原則。採取影響力原則的政黨組織，將使能幹的人不斷湧現出來，並承擔起各種任務，整個組織迅速成長。而採取權力原則的政黨組織則必然形成組織高層的鬥爭，而對於廣大黨員來說，則只能聽天由命。因此，當王明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任何黨員甚至當時已擔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也毫無還手之力。若不是後來革命形勢一落萬丈，紅軍傷亡慘重，王明等束手無策，這種局面還很不易挽回。綜上所述，對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偏向，其根本原因還是出在了組織本身。缺乏對領導思想的評價體系、割斷組織與群眾的聯繫、用權力原則代替影響力原則，是當時出現問題的組織根源。這也是政黨建立之初、制度化未形成之時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建黨初期對這些環節有所預防，我黨肯定少走很多彎路，王明的偏向問題還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後果，我黨歷史已有公論。在這裏我們主要探討的也是偏向問題。1981年6月27日中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一段論述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偏向的組織根源。除了我們在分析“王明左傾路線”偏向時的三個因素也不同程度起了作用之外，“文化大革命”又多了一個因素，那就是如《決議》指出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明確地說，在政黨制度化階段仍繼續機械教條地採取在政黨初建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手段，是“文化大革命”偏向的關鍵。〖HTSS〗因為這種方式只能導致政黨退回到形成初期的“宗派狀態”，（見本書第一章第二部分），這種狀態下，某個中心人物的崇拜、小圈子的形成都是很普遍的，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被製造成神，**、**又為什麼分別組織了小集團、小宗派。綜上所述，“偏向”對於執政黨的危害是最為巨大的。而政黨治政的制度化建設才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