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機之一：偏向(1)

危機之一：偏向——組織結構中權力原則對民主集中原則的束縛政黨的偏向是指政黨在一個時期內，由於採取了錯誤的路線而導致整個事業背離政黨的基本宗旨和當時的基本國情，最終導致嚴重的後果。從本質上講，偏向是組織結構中權力原則對民主集中原則的束縛。偏嚮往往產生於黨的高層，對黨的事業發展具有全局性的影響，因而其危機也最嚴重。我黨歷史上曾有兩次嚴重的偏向，一是“王明左傾路線”，一是“文化大革命”。關於“王明左傾路線”對我黨歷史上造成的嚴重後果，歷史早有公論。在這裏我們要着重研究的是這種偏向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是能夠避免還是不可避免的？（一）通過組織決議的方式發出的個人思想的行為。從歷史上看，偏向發端於1931年5月**中央對蘇區黨組織建設作出的《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央為加強對蘇區黨的直接領導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設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這是絕對需要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權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但是，決不能代替或取消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決議案》還規定：“紅軍中的黨的組織，是以連支部為基本單位，上級黨委員會設立在政治部系統之內而直屬於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總政治部。黨對於紅軍的領導，除經過政治委員與紅軍中黨的組織外，上級的指揮系統經過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遠離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在地的紅軍，應組織黨的前敵委員會直接指導。”《決議案》還指出：“在黨員的成分上，堅決地向工人、僱農、貧農開門，對黨內的富農分子乃至地主殘餘，一刻也不停留地將他們洗涮出去。”①應當說，決議本身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若從政黨建設角度，聯繫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這份決議卻是此後發生“偏向”的禍根。首先，這是通過組織決議的方式發出的個人思想的行為。這已經不是1931年2月王明的綱領性小冊子《兩條路線底鬥爭》的個人行為了。一個人的思想一旦變為組織行為，其力量便立刻有了質的變化。從全社會而言，個人在組織面前是毫無力量的；對於組織內部而言，個人對於組織仍然是毫無力量的。雖然當時由於剛剛清除了立三路線的問題，全黨思想正處於一種徘徊的境地，急需一種明確的指導。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面目出現，再加上共產國際的支持，正適應了這一需要。但當時黨內缺乏對一種新思想的評價機制，一種思想在沒有任何論證的前提下貿然變成黨的決議，這不僅僅給整個黨的工作帶來一種冒險的危機，更重要的是給糾正這種錯誤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紅軍最後經過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喪失了中央蘇區並付出幾十萬紅軍的生命之後，才得以有機會對這個由組織上形成的決議進行反思和糾正，付出的代價是極為慘重的。（二）斬斷政黨基本力量的來源其次，這個決議斬斷了政黨基本力量的來源。政黨的基本力量來自對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認同。中國**的基本力量來自當時的工農大眾，當時紅軍的全稱也是工農紅軍。但對於王明這種來自大城市的“紙上談兵的布爾什維克”，不僅僅瞧不起當時已經形成武裝割據形勢的工農武裝，同時也不尊重如**等來自農民運動的黨內領導人。王明所謂單純照搬蘇聯模式，在思想上表現為主觀教條主義，在組織上則完全割裂了黨同農民的平等聯繫，這完全是犯了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時同樣的錯誤——單純依靠黨員自身的力量來革命。這實際上是一種“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但對於組織上的危害卻是巨大的。黨對於他來說，不是達於解放中國的工具，而是證明他自己正確的工具。這在他後來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明確顯示了出來。1931年9月20日，**中央作出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其中誇大了紅一方面軍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和其他地區紅軍的勝利、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三省所引起全國人民反帝鬥爭情緒，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甚至稱“目前中國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這一切標誌着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的正式形成。當時中央號召紅軍全面奪取大城市，一省至數省先取得勝利，在白區全面開展鬥爭。結果，不僅紅軍在攻打大城市的戰鬥中損失慘重，最後將白區黨組織全部丟光，連中央也不得不於1933年2月進入中央蘇區。黨還是回到了其力量的源泉——工農中間——才得以繼續保存下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