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誌、《女人床》及德里達

九丹曾經跟許多人對抗，她說了許多話。因為有那麼多人在罵她，所以她也曾經說了前邊忘了後邊。說了後邊，又忘了前邊。在她的詞彙里，有良心，智慧，脫衣服，寫作，心靈，妓女，上帝，聖經，悲憫，王安憶……今天，我們又通過《女人床》看到了德里達及其解構和寬恕。像許多知識女人一樣，九丹似乎因為寬恕這個詞而產生了對於德里達的親切感，但是與此同時，九丹仍然保留了她與這個世界其中的一部分人對抗的精神。如果說，在《烏鴉》裏，她把女人的衣服脫光了，那麼在這部《女人床》中，她又把男人的衣服脫光了。這是她的習慣，九丹如果不這樣做，那她就不是九丹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這一切和德里達有什麼關係？有的人從未受過一天像樣的音樂教育，你要讓他視唱練耳，他很可能連一個升號和一個降號都無法唱准，因為他根本不認識五線譜甚至簡譜，然而就是這樣的人開始對我們表述所謂音樂的**，把音樂家們的評傳拿來經過剪貼，然後開始百感交集。這種人長年坐在家裏的椅子上一邊看着窗外，一邊**，同時又與朋友和鄰居們斤斤計較，卻說自己對於現實是逃避的。他們的小說中沒有人的內心，只有他們所謂的哲學，看不見有着疼痛感的人物，只有標本或者死人。他們認為自己創造了從未有過的現實，並拿自己與卡夫卡和舒爾茨相比，模仿着卡夫卡和舒爾茨的語氣，卻從未真實地體驗活人們所擁有的情緒和苦悶。一個無時無刻不在與現實中的人斤斤計較的人，卻要在作品裏說他又發現了更加動人的另外一種現實。這種怪胎是被一種可怕的力量壓迫出來的。他們被來自現實的一種強大的力量嚇壞了，所以他們生產出了許多把權宜之計當作內心動力的作品，並有他們的同道們像算命先生一樣地在今天就宣稱說：他們能進文學史，而九丹們是垃圾。實際上《女人床》考慮的不是德里達究竟寫了什麼。你盡可以背誦他的那些書：《文字語言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德里達就是因為這三部書出版而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他還有《文字學》、《馬克思的幽靈》、《文學行動》等。然而對於《女人床》來說，這些並不重要。透過九丹在《女人床》裏的愛情故事，她從某一個側面考慮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德里達們，突然變得不會說話了，並把自己的口吃和啰嗦當成一場語言革命，大家從此以為自己能說另一種話了。那本《讀書》雜誌雖然頁數沒有減少，卻由於不斷有新的句式和詞語，而使我們能看的內容，不斷變少。讓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讀書》雜誌真的能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嗎？我們能從它身上發現什麼呢？是所謂精英知識分子的怪癖，還是知識分子的真實體驗和閱讀後樸素的觀感？在那本對中國學人來說是最重要的《讀書》雜誌里，你處處能夠意識到知識分子們失去了他們母語的純靜，儘管他們天天都在說著他們心靜如水，但是由於德里達這樣的符號，使他們變得不純樸，不純粹，與他們假裝平靜的面部相對應，他們的內心亂糟糟。由於《讀書》及類似的“讀書”的引導，知識分子們似乎一夜之間出現了語言的新創造。感受一下在最近某一期《讀書》雜誌里，他們那些人與德里達對話時的口氣吧。那些人由於讀了十幾年的德里達，而不會說自己的話了。知識分子應該怎麼樣面對德里達才不至於成為結巴的人？那就是你在酒吧里對你的情人，或者在家裏對你老婆是怎麼說話的，你也應該如何面對德里達去說話。否則，你說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呢？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談起德里達，像是談起了自己死去的爹一樣，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他們怕犯下多種可能的錯誤，即對不起渴求的知識，渴望變化的自己，又對不起難懂的德里達。希利斯·米勒說：“解構一詞使人覺得這種批評是把某種整體的東西分解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動，使人聯想到孩子拆卸他父親的手錶，將它還原為一堆無法重新組合的零件。一個解構主義者不是寄生蟲，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壞西方形而上學機制，使之不能再修復的孩子。”九丹在《女人床》裏寫出了那個黃色的夢境之後，她以自己的方式解構了這些年來，我們不得不把德里達當作死去的爹的內心情結，裏邊蘊含了具大的幽默因素，唯一令人吃驚的是：九丹和中國的知識界開了如此之大的一個玩笑，自己的表情竟然冷漠，沒有微笑。她看上去像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寡婦。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