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談自傳:“我喜歡活得明白一些”
“我把自己作為案例進行剖析”
記者:您的新作《歲月與性情》(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7月版)被出版方稱為是您繼《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之後的第二部紀實文學作品。我記得您曾說過,寫作《妞妞》是想“與生命中一段心碎的日子告別”,對於您來說,“它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座墳,壘築它是為了離開它,從那裏出發走向新的生活。”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妞妞》的寫作是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那麼,這第二部紀實文學作品的寫作動因是什麼?
周國平:事實上,在我迄今為止的生命歷程中,我經常有為自己寫自傳的念頭。我喜歡活得明白一些,不是糊裏糊塗地活着,而寫自傳就是一種讓自己活得明白一些的方法。通過寫自傳,我可以比較系統地回顧和反思自己走過的路。之所以現在拿起筆來寫,則和年齡有關。明年我六十歲了,所謂花甲之年,雖然我完全不感到自己竟這麼老了,但遺憾的是我無法否認年齡。我想,我與其自欺欺人地迴避它,不如坦然面對它。有了這樣一個健康的心態,我便發現年齡成了一個契機,現在正是認真總結自己的大半生的合適時機。
記者:您新作的副標題叫“我的心靈自傳”,很耐人尋味。它讓人意識到,這本書與常見的追憶往事的傳記一定有所區別,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周國平:你把《妞妞》稱作“為了忘卻的紀念”,那麼,這本書也許可以稱作“為了反思的回憶”。作為自傳,當然離不開對往事的追憶,但是,我希望得到更多。我的目的是自我認識,往事只是藉以自我認識的材料。之所以稱為心靈自傳,我在序言中作了說明:“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靈歷程,即構成我的心靈品質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時初步成形,在何時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上以何種方式顯現。”我的心靈歷程包括兩條主線,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構成了我最看重的人生價值,也大致體現了我的個性面貌。這兩條主線貫穿於全書的四部中,即兒時記憶、北大歲月、農村十年、走在路上,依次寫了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學時期、畢業后在農村鍛煉和工作的時期、回到北京讀研究生和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時期。第二部在全書中所佔比重最大,其中較多篇幅回憶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為他是影響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奠定的。
記者:在這本新作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對人性的了解已經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來看自己,坦然面對我的全部經歷,甚至不羞於說出一般人眼中的**。”您在書中坦率陳露自己少年時代性意識覺醒后的排解方式、兩次離異等稱得上是“絕對**”的內容。近年書市有不少描寫**的作品引起廣泛爭議,您如何看待可能出現的議論?
周國平:性、愛情、婚姻方面的經歷往往被視為**,這過於籠統了。按照這種觀點,任何人寫自傳都必須捨棄生活經歷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了。我不願意這樣。但是,我掌握兩個原則。第一,我只寫那些對於自我認識是必要的經歷和細節,那是無法迴避的。第二,盡最大可能防止對相關的人造成傷害。在寫這些內容時,我自己真不覺得它們是什麼**。比如性覺醒的風暴,哪個男孩沒有經歷過啊,看一看周圍,又還有多少成年人沒有經歷過婚變?就我寫作時的心態來說,我真不是把它們當作**來寫的,而是當作一種值得關注的人性現象。我把自己作為案例進行剖析,在那些寫**的書中,有幾本這樣做了?這倒不是我比別人勇敢,的的確確是因為我已經站得足夠高,可以不把一般人眼中的**看作**了。所以,不應該籠統地說寫沒寫**,關鍵是寫什麼,怎麼寫。自炒**作為賣點,或者糾纏個人恩怨,互相攻訐,我對這類行為鄙夷之極。我的書中有沒有一絲一毫這種東西,嚴肅的讀者看了自有公論。至於有些人因為心智或趣味的限制曲解了我的書,我不會去理睬。理解是基本前提,在這一前提下,我才會認真聽取任何批評。
“圍城已成為我的天堂”
記者:我最近一次見到您,是在今年五月舉辦的桂林書市上。那天天氣炎熱,您在展館外廣場臨時搭建的涼棚下籤名售書。我看見您幼小的女兒親昵地摟住您的脖子輕言細語——那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圖景。我相信每一個被《妞妞》打動過嘆惋過的讀者,都會為這其樂融融的場景感到由衷的高興。能談談您現在的家庭生活嗎?
周國平:感謝你的善良。我現在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賢妻嬌女,其樂融融。
在妞妞離去五年後,我又做了父親。我感謝上蒼把啾啾賜給我,使我的全部父愛在這塵世間有了着落。隨着女兒的誕生和成長,我們的家有了一個非常實在的核心。我又原形畢露,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戀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親。一切誘惑退避遠處,圍城成為我的天堂。啾啾九個月時,海德堡大學邀請我擔任客座教授。我說,我怎麼能夠和我的才幾個月的女兒分離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來,就算了吧。於是,我們一家都受到了邀請。我們住在離舉世聞名的古城堡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麗的風景中度過了許多個白晝和黃昏。一到假期,我們推着童車遊覽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後出現在魏瑪、維也納、薩爾茨堡、巴黎、羅馬、佛羅倫薩的大街上。我坐在國際會議的莊嚴講台上演講,會議廳門口突然傳來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話音。當時我有點慌亂,語無倫次,幸好她媽媽帶她離開了。
從啾啾會說話開始,我和紅都當上了她的秘書,辛勤地記錄她的言論。當然,我是欲罷不能地要做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詩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語令我無比驚喜,我從中讀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類心智的原本。
我的生活真的過得很安靜,每天無非是讀書和寫作,日子彷彿在重複,但我絲毫不覺得枯燥。
“在我的寫作之國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記者:許多年前,您就對人們“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即“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縮減和文化生活的粗鄙”等做出批評,整體看來,我覺得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仍然沒有明顯的改變。而閱讀您的作品,卻讓我感覺到您有一種令人欽佩的“安於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精神定力,這種“定力”因何而來?
周國平:其實很簡單,我的確感到讀書、寫作以及享受愛情、親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樂的事情。這也可以說是我人生的兩大幸運所在。“定力”不是修鍊出來的,它直接來自所做的事情對你的吸引力。所以,也可以說,我的定力來自我的幸運。
記者:您的新作首印10萬冊,看來出版方對市場是很有信心的。當前書界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視“市場為王”,甚至“看市場需要”去策劃選題。對此您有何評論?
周國平:應該區分兩種情形。一是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然後爭取在市場上獲得成功。另一是以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為目標,決定自己寫什麼東西。我相信,我屬於前一種情形。迄今為止,我沒有為市場寫過一本書。不過,我沒有潔癖。寫什麼,怎麼寫,絕對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寫作之國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寫出以後,我就衷心歡迎市場來為我服務,做我的能幹的大臣。我真心感激市場經濟。我不是為市場寫作的,但是,市場的奇妙之處就在於,它給一個不是為它寫作的人也提供了機會。至於出版社按照市場需要策劃選題,我認為應當區別看待。這樣策劃出來的,有一些是好的選題,比如翻譯國外正在走紅而又確實有質量的書,既有益於國內讀者的心智,又有經濟效益,有什麼不好?然而,不可否認,也生產出了大量垃圾,包括暢銷的垃圾,這的確是當前圖書市場的大問題,受害者是文化素質較低的人群,把他們的閱讀引導到和維持在一個低水平上,而正是他們本來最需要通過閱讀來提高其素質。這個問題的解決相當困難,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綜合努力,出版界當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謝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