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一所民辦學校的生死沉浮錄

文/張立勤韋世祥在遠離家鄉賓陽縣的南寧“躲債”已有半月。手機的鈴聲不停響起，他不敢隨便接聽。“債權人的電話一天幾十個……”他憂心忡忡地說，“都是討債的。”韋世祥是廣西賓陽縣金龍中學校長。這所民辦初中自創辦6年來就風波不斷，今年終於走到了“生，或者死”的關鍵時刻。在他提供的資料上記載着金龍簡單但絕不平凡的履歷：賓陽縣金龍中學創辦於1995年8月，從最初只有3個教學班，180多名師生員工，發展到現在13個初中班700餘名學生，教職員工62人。每年初中畢業生300多人，曾於1999年獲南寧地區中考成績綜合評估二等獎。2001年6月與另一所民辦學校賓陽縣傑星中學聯合辦學，新的辦學實體擬稱“賓陽縣金龍?傑星中學”。“說起這幾年來的辦學經歷，感覺就像走鋼絲，常常半夜醒來就想學校的命運……”這個身心俱疲的30歲男人，早早地就謝了頂，與照片上6年前大學畢業時英姿勃發的樣子相比，簡直判若兩人。“這回，真怕繞不過這道坎兒……”他的眼神越來越黯淡。“現在是學校生死存亡最嚴峻的時刻！”250萬元的債務黑洞終於使金龍?傑星中學陷入生死攸關的當口。佔地16畝的金龍中學位於賓陽縣城的中間地帶，周圍是綠色的田野，環境倒也幽靜。但一進校門，最觸目的是腳手架包圍着尚未完工的兩幢教學樓。這兩幢分別為五層和七層的教學樓建了差不多有好幾個月了，因為缺錢。能夠供學生活動的惟一場所就是籃球場，被男孩子們佔領。上體育課的女孩子只能在操場的邊緣地帶打打羽毛球什麼的。兩排小平房是師生們的宿舍，裏面鐵架床擺得很密集，沒有風扇。廁所、沖涼房、食堂等設施一應因陋就簡。幾個女孩子就着一個露天水龍頭在洗頭、洗衣服，水在宿舍門前的地上四溢，她們甩着濕漉漉的頭髮，彎腰接水的樣子讓人看起來很累。在簡樸的小平房裏，我問幾個初三的女學生，這裏苦嗎？她們滿懷期待地說，等新樓蓋好就不苦了，不過那時她們也要畢業了。表情有些悵然。幾個活潑的女孩仰臉問我：“我們學校好哩，阿姨，你是來投資的嗎？”她們天真的期待讓我有些不忍。這是一個有着6年辦學積累的民辦中學嗎？我很疑惑。一句話觸動了副校長秦松林的心思。這是金龍中學經歷的第二次大搬遷。每一次搬遷他們就要耗掉一部分不動產。而今年6月的這次搬遷使金龍中學大傷元氣，先前投入的60萬元教學樓改造費用由於合同期滿只能20萬元出讓。忍痛割愛的惟一原因是，他們缺乏200萬元資金購置那片頗具規模的26畝地皮。在困境中他們選擇了和傑星中學合作的道路——後者擁有辦學場地和一部分校舍，教學質量卻不容樂觀，而金龍積累的教學品牌和辦學規模對其頗具吸引力。但這個看似“解困”的選擇卻再一次將金龍“套牢”。兩校合作后，截至目前為止雙方已投入不少於550萬元，然而負債總額卻超過250萬！“所有融資的渠道都想到了，但屢屢碰壁……”韋世祥愁腸百結，“現在是學校生死存亡最嚴峻的時刻！”按現行政策，辦學資產屬公益性質，銀行依據《擔保法》不敢接受抵押，學校無法回收資金以供周轉，此路顯然不通；他們嘗試以招商的方式，面向社會籌集資金，但又不能在媒體上大張旗鼓地宣傳，怕被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再一次疑為“集資之嫌”（1999年金龍中學曾有過“前車之鑒”）。政策的壁壘使他們對打開教育市場的資本通道深感難言之痛。無奈中他們一度將目光又一次投向民間高息借貸，但其中蘊含的極大糾紛風險已使他們深受其苦，如何能再次延續這種惡性循環？他們卻步了。資產無法盤活成為金龍?傑星的致命傷。生，或者死？其實，並非無解脫之路。以拍賣的形式擺脫眼下的困境並非不可能，曾有人提出以85萬元買斷股權，此舉雖能解金龍之因，但面對幾年來已然形成的校園文化和滲透其中的教育理念，兩個當年毅然從公立學校辭職辦學的年輕人何忍放棄？是“責任”兩個字讓他們咬牙堅守到今天。“現在只要有100萬元注入，學校就能撐過這個難關。其實資金短缺並不可怕，這也是制約縣裏這些民辦學校的主要因素，關鍵是能夠形成有序的償還機制。”韋世祥急切地表示，“如果民辦學校不能打開暢通的融資渠道，那麼光空喊民辦教育的長遠發展壯大，那是奢談！”“你會常常感到痛，但不能說出來。”韋世祥25歲就做了校長，一度成為賓陽縣城頗有爭議的人物。一個在公立學校呆了不到一年時間的大學畢業生，教研組長都沒有做過，怎麼就做起校長來了？何況他是從人人羨慕的重點中學辭職的，他有啥板眼？韋世祥投身民辦教育的原因很簡單：改造社會從改造人開始，而改造人得從教育做起。而現行教育中的積弊叢生，更點燃了他心中辦學的熱望，他希冀通過這樣一條道路逐步實踐他的教育理想。他深知在現有的政策條件下，民辦學校要想在與公立學校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必須在教學水平和素質教育上有所突破。學校成立伊始就向社會鄭重承諾，一學期內，凡有學生對學校的教學質量不滿意而要求轉學，學校負責全額退還學雜費。他打出特色教學牌，特聘外籍專家從事英語教學；廣泛吸納大中專畢業的師範生、公立學校的優秀代課老師，組成一支精幹、高效的師資隊伍。很快成效突現，在1999年中考中，金龍中學的成績位列南寧地區鄉（鎮）中學第六位，遠遠超過許多公立學校，成為當地民辦中學中的翹楚。招生一時爆滿。“其實教學上我們也沒什麼特招，一句話，就是管理上敢動真格的。”韋世祥目光爍爍，“我們有的，公立學校樣樣都有，人家硬件還比我們好，但機制有我們靈活嗎？規章制度樣樣能到位嗎？”學校在蓬勃發展。但，危機也悄悄逼近。首先是學校的“流浪”。1998年金龍租賃黨校的期限已滿，面臨著校舍提價的窘境，只得撤退。等到再次安營紮寨，又得耗費辦學積累資金添置教學設施。1999年5月20日，一份由南寧地區行政公署教育局頒發的《通知》令即將面臨招生工作的金龍中學幾遭滅頂之災。這份通知稱，“經我局調查核實”，金龍中學在招生管理、收費及教學管理等方面“沒有很好貫徹執行國務院頒發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從即日起停止其招生資格。金龍中學大惑不解：全地區社會力量辦學評估機構還有幾天才到賓陽，怎麼處分通知就提前下達了？這就好比先給學生判了分數，再來考試，天底下有這樣的考法嗎？按《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第55條：“教育機構管理混亂、教育教學質量低下，造成惡劣影響的，由審批機關限期整頓，並可以給予警告；情節嚴重或者經整頓仍達不到要求的，由審批機關責令停止招生，吊銷辦學許可證或者予以接管。”而此前金龍中學從未接到限期整改的通知，更未受過“警告”的處分，即被突然停止招生資格。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教育主管部門如此“衝動”呢？當地教育官員對此也是難消塊壘。據稱，賓陽縣剛剛取締了一所非法民辦小學，這所名為“蘆圩鎮新城區小學”未經允許就無證招生，以其低廉的費用一下子“搶”走了800多名公立學校小學生，一些公辦學校有的班級竟只剩下兩個學生。“無證辦學，情況惡劣；已經批准的，又不聽管理！”教育官員對此頗為頭疼。教育局停止金龍中學招生資格的理由是，金龍沒有按時交納“教育費附加”。按照《教育法》，公辦、民辦學校都應交納此項費用。但據縣城民辦學校反映，教育局規定民辦學校必須交納“教育管理費”（后改為“社會力量辦學業務活動費”），對這項《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中從未提及的收費項目，很多民辦學校採取了能拖就拖甚至不予理睬的態度。招生日期臨近。奔走呼號無門中，從5月26日到6月3日，金龍中學先後組織20多名師生到縣、地區、自治區有關部門進行了3次集體上訪，一時震動南寧地區教育界。這場幾乎演變成“複雜的政治事件”的風波，最後還是以一個月後南寧地區教育局下發的《關於對賓陽縣金龍中學整改后從輕處罰的通知》得以平息。當然，金龍中學也少不了寫下萬言“檢討書”，得以讓學校躲過被封殺的命運，但“從輕處罰”的直接後果是金龍中學只能“限量招生”。“社會力量辦學在現階段還很脆弱，可以說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其命運要萬分小心，這條路走得是萬分艱難！你會常常覺得痛，但說不出來。”韋世祥的表情沉痛而疲憊。“這麼多年辦教育的感受，只有兩個字：心冷。”副校長秦松林也是金龍的創辦人，有着多年豐富的公辦教學經歷。在金龍中學採訪時，秦校長在學生中的親和力和感召力、投向每一個孩子的關愛眼神讓我十分難忘。“你無法想像那些被公立學校像垃圾一樣拋棄的‘差生’，來到我們學校后一樣得經歷嚴酷的應試教育的擠壓。儘管我們儘力將素質教育推行到教學實踐中，但我們首先得在這個應試系統中生存下來。我們是否也要以‘犧牲’他們為代價？”他的聲音里充滿了困惑和無奈。當韋世祥談起金龍中學屢屢遭遇的外部“圍困”時，秦松林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學生、他的“育人”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他愛學生，因而難言割捨；痴迷教育，更無法輕談放棄。我突然想，當那些公立學校急不可耐地甩掉差生以完成上面的升學指標時，他們的校長會思考些什麼？“政府不干預就是扶持！”1999年7月，金龍中學招生再一次爆滿，遠遠超出了教育局規定的“限量100名”，招收了300名新生。這種現象在縣城另外一些民辦中學也出現了。但，風波也由此而起。2000年1月，金龍中學收到學生家長來信，反映收到縣教育局的書面通知，責成現就讀於金龍中學的200多名初一學生限期轉回原錄取的鄉鎮初中就讀。否則，不給予辦理其學籍，不辦畢業證書。家長疑竇叢生：“國家允許社會辦學，為什麼不允許學生選擇學校就讀？社會辦學只要方向正確，對國家對人民有利，我們家長支持。”教育局依據的是《義務教育法》第十四條和地區有關學籍規定，意即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須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批准，否則，一律不予承認其學籍。但金龍中學認為，按照國家教委1997年有關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不得招收‘擇校生’和變相‘擇校生’，社會上有擇校需求的，各地應向民辦學校引導。”因而認為區政府規定的“分區劃片，就近入學”的招生原則，針對民辦學校一刀切是不合理的。對金龍中學來說，一旦學生如數遣返，則意味着學校會出現3個教室、14間宿舍以及200多套桌椅床架的空置局面，其帶來的直接後果是資源的浪費和債務的加重。政策越來越成為制約民辦學校發展的突出障礙。“不以營利為目的”已然成為政府“規範”民辦學校最有力的撒手鐧。金龍則據理力爭：“一個自籌經費的民辦學校有可能做到一面連續幾年蓬勃發展，一面同時賺取利潤嗎？！”拉鋸戰在持續。縣教育官員終於來到另一所民辦中學，這所在賓陽縣深孚眾望的老牌民辦學校犯了和金龍一樣的“錯誤”：超額招生。教育局將學生集合起來“耐心”地做說服工作。現場問及學生：“有想離開××中學的同學，請舉手。”竟無一人響應。待到第二次發問：“有願意回原中學念書的，請舉手。”依然無人作答。尷尬中煞費苦心的教育官員悻悻而去。但時過不久，《賓陽報》上刊出了縣教育局的公告，以相當含蓄卻又相當明朗的方式宣告了該縣經過5年辦學積累已頗具規模的民辦學校——金龍中學為“非法學校”。“多年來，我們不要國家一分錢，揮灑血汗辦教育，好話得不到政府的半句卻屢遭制裁，我們受夠了！……20多年前，在農村土地承包的改革進程中，有的人為此罷了官、坐了牢、丟了命。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為開創民辦教育而落得類似下場的話，相信我們將彪炳在民辦教育的史冊上！”就在這封金龍中學致家長慰問信中，字裏行間瀰漫著強烈的悲壯氣息。但最終又以學校的“妥協”了卻風波。金龍關於近兩年來不規範辦學行為的公開檢討在當地媒體刊出。但金龍人心中的不平並未因此抹去。近年來，地方財政困難造成教育行政經費的削減甚至缺乏保障，使得教育管理部門把“創收”當作不可忽視的任務來抓。在此情形下，教育管理部門向所屬學校明裡暗裏推銷試卷、練習冊，成為“創收”的主渠道之一。此類現象在許多地方早已見怪不怪。問題是，這些試卷命題有的嚴重脫離教材現實，但大多數民辦學校為了搞好和主管部門的關係，也只能“心領神會”地接受了。賓陽蓬勃發展的社會力量辦學已匯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彈丸小縣城裏就聚集了4所民辦初中，在校生總數近3000人，每年招收新生總數已接近縣城公立學校招生總數的半壁江山！其中一些民辦學校以其優質的教育質量，已逐漸擺脫了昔日只能招收“雙差生”的局面，形成了生源的良性循環，在招生和考評中開始和當地公立學校叫起板來了！但在縣教育局，兩位局長再三表達了對賓陽民辦教育的憂慮和頭疼：“民辦教育只能是公辦教育的補充，但不能以此為主，一定要把握好發展的‘度’。否則，只會添亂！”儘管他們也不情願地坦承民辦學校的發展對整個教育改革有促進作用，但特彆強調千萬得好好“把關”，不能任其畸形發展。也許他們沒有想到，就在其所屬的教育領地上，民辦教育的力量已經像野草一樣，突破僵硬的土質和石頭，不可抗拒地成長壯大。並且，這種鮮活而頑強的生命力註定了它將會像野火一樣蔓延、生長……“如果政府少些干預，我們肯定比那些公立學校要辦得好，要強！”在縣城的另一所民辦中學，年輕的校長望着操場上充滿生機的身影自信地說。今年中考，這個辦學不到兩年的初中就已凌厲的態勢壓倒了不少公立學校。他的“狂”是有底氣的。“辦學過程中就沒有得到過政府的扶持嗎？”我問。“政府不干預就是扶持！”他脫口而出，目光篤定。見2001年12月(上)《南風窗》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