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犬東門豈可得乎？”(4)

在這期間，他先為吳王司馬晏的郎中令；後為趙王司馬倫的相國參軍；趙王篡位，他算投機成功，得以授中書郎一職；誰知很快，齊王司馬率兵將趙王幹掉，這樣，他被懷疑策劃並參與了推翻那個白痴司馬衷的陰謀活動，抓了起來，等着殺頭；幸好成都王司馬穎，和吳王出面保了他，減死徙邊，腦袋沒有丟掉。后遇赦倖免，這就該洗手了吧，《晉書》稱：“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恩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其實，這位青年作家戀戀不捨，呆在都城，還是有所圖謀，還是貪慕官位，還是想再賭一把。權力如醇酒，不飲自醉，何況他已經飲出點味道來呢！這也是大多數人，如蛾趨火，非要往危險的足以燒得焦煳的熱焰撲去的劣根性。這一回，他把命運繫於成都王司馬穎，因為授了他一個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暈，“謂穎必能康榮晉室，遂委身焉”，陸機把寶押在一個“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的笨蛋身上，焉有不敗之理？最後，他因兵敗遭讒，奸人譖害，遂被他以為的中興之主，處死於軍前。他作為一軍之長，本可以將醜類整肅，不至於惡人先告狀的。倘不然，交出軍權，一走了之，也無不可。但知識分子的優柔寡斷，當決不決，該辦不辦，首鼠兩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腦袋，作“華亭鶴”之嘆了。現在，回到五百年前，那個“牽犬東門”的李斯，下場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議了。重新閱讀這段盡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辯，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計高謀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駕崩后，在趙高、胡亥策劃的宮廷政變中，忽然成為一個處處挨打，事事被動，步步失着，節節敗退的完全無法招架的庸人？為什麼一個曾經是縱橫捭闔，兼吞六國，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來，無不得心應手的超級政治家，怎麼能事先無遠見卓識，猝不及防；事中無應變能力，倉皇失措；事後無退身之計，捉襟見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趙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於股掌之上？我想，也許一位偉人在談論知識分子問題時，曾經引用過的一句成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以得到解釋。李斯在他最得意時，曾經“喟然而嘆”過的，“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而衰，吾未知所稅駕也？”何謂“稅駕”，據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這就是說，這位上蔡縣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經依附的那張皮，一旦化為烏有，他這根毛就沒着沒落，不知伊於胡底了。而“華亭鶴”主角，就更為凄慘，他想依附的那張皮，根本就靠不住，那豈不是找死么？所以，當秦始皇的屍體腐爛發臭，又將更惡臭的鮑魚混裝在車裏，頂風臭三十里的時候，李斯所作的一切掙扎，都無濟於事了，他只有走向刑場，這時，他悟道了，為這種飄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運，值得付出一生嗎？司馬遷這樣寫道他的結局：“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歷史是不相信眼淚的，所以，我特別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裏，那最後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人們，我是愛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無論什麼樣的誘惑，金色的，銀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粉紅色的，甚至五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我們都應該盡量離得遠些，更遠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這就是“東門犬”和“華亭鶴”這樣的典故，所寓涵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