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犬東門豈可得乎？”(2)

但很多攪進權力場中的知識分子，至死也不會有這種醒悟的。哪怕進入迴光返照的生命倒計時，還在意訃聞怎麼寫，謚法怎麼訂，官銜怎麼掛，花籃怎麼放，哀樂怎麼奏，喪葬費怎麼報銷等等情事而不肯瞑目。餘生也晚，沒趕上前清或民國文人，如何安排後事，但倒多次碰上離死不遠，危在旦夕，還念念不忘級別、名次、職位、頭銜的當代文人，其中不少還是相識者。最後到八寶山瞻仰其遺體時，那臉容上的權力慾念，好像很難通過化妝術遮掩住。嗚呼，活為權累，死還為權累，真是慘不忍睹。於是，我越發佩服頓悟的秦相李斯，讚賞這位河南漢子臨終時的自我否定。當然，還有另一位覺悟者，同樣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晉代的陸機。同時代人總把他與美男子潘岳相提並論，“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估計他也是一位很帥氣的青年作家。無獨有偶，他也給歷史留下一個死之將至，憾悔不迭的典故，恰恰是與“東門犬”對仗工穩的“華亭鶴”。他在砍頭前說“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這句話時，已是距李斯死後的511年。陸機，及其弟陸雲，為吳郡人。其祖陸遜，為吳丞相，其父陸抗，為吳大司馬，是江東數一數二的大貴族。華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區，百年前，上海開埠時，還不過是小小漁村，那麼，公元三世紀，吳淞江口，肯定為大片灘涂，必然有許多遷徙的候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停留。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晉書》）這位風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兒，我想他一定很自負，因為他具有名氣、才分、金錢、權勢四大絕對優勢。我遍數當代作家，兼備者簡直找不到，不是有才無名，就是有名無才，不是有錢有勢而無才無名，就是有名有才而無錢無勢，當然，勉勉強強，降低條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幾個，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頭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黃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讓人掃興得很。所以，閉目一想，海天一色，碧空萬里，秋日遨遊，濱海望遠，我們這位才子，優哉游哉，聽那聲聲鶴唳，該是多麼瀟洒，多麼自在啊！相比之下，河南人李斯，就顯得寒傖和土帽了。司馬遷說他，“為郡小吏”，錢寧的小說《秦相李斯》，說他是一個倉庫管理員，姑從此論，頂大也只是個科級幹部而已。估計李斯先生西裝是會穿的，領帶未必打得好，普通話會說的，豫東口音改不了，因為經常要下鄉收糧，過河淌水，說不定打赤腳，接受過多的陽光，又捨不得買護膚用品，也無法跟那個小白臉的貴公子相匹敵。所以，在風肅霜白的深秋季節，就沒有陸機那分風雅了，只能在上蔡東門外的曠野里，氣喘吁吁地跟着狗屁股後面，跌跌撞撞，滿頭熱汗地逮兔子，和兒子們一同玩耍。儘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經濟狀況，門閥譜系，兩人差異很大，但“東門犬”、“華亭鶴”帶來的快樂，卻是同樣的。而且，相隔五百年的這兩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權力基因，到時候開始發酵，開始膨脹，開始不安分，開始不那麼規矩道理起來，也是不約而同的。有一天，據《史記》，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挈，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上蔡這巴掌大的縣城，對他來講，就是“廁”而不是“倉”了。凡知識分子，無論其出身雅貴，或來自鄙俗，總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凈重，總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恭維，而很少能實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都自視甚高。於是，他讓他的老婆烙了幾張河南人稱之為饃的大餅，上路了。後來，西去秦國，他發現那裏的鍋盔，才是最適宜攜帶的乾糧，這種不霉耐存的食品，是秦**人具有持久戰鬥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估計，欣賞鍋盔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饃的熱烈愛好者，否則，不會西去咸陽數十載，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前幾年，經韓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學界有陝軍東征之說，兵馬俑的後代們，很風光了一陣。因而我浮想聯翩，沒準羊肉泡饃比河南的烙餅，更助文思。隸屬豫軍的李斯，在上蔡蟄伏時，連文學青年也不是，後來，到了陝軍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古文觀止》裏收有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很棒。小時候被家長的戒方鎮壓着，也曾背得滾瓜爛熟過的，當時並不懂得文章的好處何在，但秦始皇從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對他刮目相看。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這大概是我最早學到的一分為二法。李斯一開始，並未想投奔秦始皇，他雖有不當“廁”中之鼠的志向，但找一個什麼樣的“倉”中吃食，起點是相當低的。所以，告別父母妻子，往東而不是往西，磨洞了好幾雙千層底鞋，朝山東蒼山走去。這就是農民的李斯，那種庄稼人播種時的小心眼，小算盤，小天地，小格局，小農經濟的小家子氣了。後來，我也發現，包括農民中走出來的作家、導演、社長、總編、廠長、主任、老闆、經理，都得等到小苗從泥土中冒出尖來，看到了希望，嘗到了甜頭，才敢放開手腳，才敢不顧一切，才敢胡作非為，才敢無法無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