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位最偉大的CEO說(1)

起美國安然事件如導火索，在它之後有一系列大公司先後倒閉，然後就是CEO的大換血。在這個危機時期，著有《基業長青》、《從優秀到卓越》的吉姆·柯林斯在《財富》2003年7月刊提出了20世紀10位最卓越的企業家，他們是惠普公司的戴維·帕卡德，《華盛頓郵報》的嘉芙蓮·格雷厄姆，3M公司的威廉·麥克奈特，范尼·梅公司的戴維·馬克斯韋爾，強生公司的詹姆士·伯克，金佰利-克拉克公司的達爾文·史密斯，默克集團的喬治·默克，沃爾瑪公司的薩姆·沃爾頓，波音公司的比爾·艾倫和通用電氣的查爾斯·科芬。這些偉大的CEO創造了超越他們自身生命的企業基因，留給後人發揚光大的精髓。他們偉大的共性在於對企業文化中的“理念與價值”自始至終的捍衛。幾十年，甚至近百年，隨着時代的變遷，企業在外觀和規模上更新換代，然而，企業自身的文化與理念價值，從建業的第一天起，從來不曾改變，而且以這個“理念與價值”建造的企業根基，也不會因為任何一個創始人的退位和生命結束而終結。那麼他們自身最突出的品質是什麼呢？這裏我要重點講述3位CEO。1.排名第十，惠普創始人戴維·帕卡德1949年，已經是惠普老闆的戴維·帕卡德參加了一個商界企業領導人會議。與會的老闆們討論的焦點是企業如何做得更大，利潤如何提到最高，而年僅37歲的戴維直言不諱地反駁說：“請不要忘記，一個企業對社會的責任遠遠重要於對股東的責任，而企業更有責任尊重僱員的自身價值和人格。”這一論點遭到身為企業領袖的同仁們的抨擊。鑒於他的想法如此不入“主流”，他被公認為沒有資格經營任何重要企業，更不要說繼續歸屬於這個俱樂部了。然而50年後的今天，當初自以為是的幾十位領導們，又有誰的名字留在世人的記憶中了？又有誰的企業能像惠普那樣，成為了美國矽谷最重要的基因，並且至今還擁有雄厚的競爭力？也許國人對這位惠普創始人的名字並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從自己的小車庫開始，白手起家然後成為億萬富翁的。無論多麼富貴，幾十年下來，他都住在一棟簡樸的房子裏；為許多大學和公益基金會捐了無數款，但是像他這樣從不允許自己的名字留在任何建築物上面的人恐怕為數不多吧。惠普的理念和價值從未改變，因為創造者本人的信念就從未改變過，它是戴維用生命寫下的真實品格。2.排名第九，《華盛頓郵報》的嘉芙蓮·格雷厄姆嘉芙蓮·格雷厄姆使《華盛頓郵報》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報一下子躍居為美國的主流媒體。1971年格雷厄姆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當時美國政府試圖掩蓋的政治事件真相-最後導致尼克遜總統下台的“水門事件”。不要認為這是一個輕鬆的決定，這不僅關係到她本人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她父親創立的《華盛頓郵報》的生死存亡。是她寧死也不能背叛良心的信念支持她最終做出了那個非常的決定。我在美國居住了近二十年，很少發現西方報紙上出現類似中國的某些報告文學，特別是對某個人歌功頌德的報告。即使有大型版面的報告內容，也基本上是以揭露和批評社會為主題內容，而媒體獲獎者基本也是這類作品的或者從事這類工作的人。嘉芙蓮·格雷厄姆作為出現在這批最偉大的CEO名單中的惟一女性，正因為她以自己的忘我和叛逆，改變了美國媒體的潮流和命運。3.排名第一，通用電氣的創始人查爾斯·科芬查爾斯本人也是個出色的發明家，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愛迪生那樣的人物，但是，他不僅沒有去模仿，而且還超越了愛迪生本人。他不僅有許多發明，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通用電氣公司。通用成長到今天，與他當初的兩個貢獻關係很大：（1）他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科學實驗室；（2）他把制度管理的理念應用於企業中，他設定的制度不是因為他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使每個人最大效率地發揮自己的潛力和特長，又在大的企業制度下得到協調和發展。而目前國人一提到通用電氣，言必稱傑克·韋爾奇，這是社會浮躁心態的一個突出表現。通用電氣既非韋爾奇創造，韋爾奇本人也說不上什麼神話人物。沒有當初查爾斯·科芬締造的文化根基，就沒有通用電氣的今天，查爾斯·科芬之後的幾乎所有CEO都是美國當時的傑出CEO。但通用電氣的文化不是他們創立的，更不是韋爾奇創立的-他們僅僅是文化傳統的發揚者。當然韋爾奇有他的貢獻，但是人們往往更容易關注浮在表面上的喧嘩，而不沉下來感受內在的精髓。也許因為沉下去太難了，也許要付出代價，也許是害怕忍受寂寞，也許是經受不住誘惑，所以中國至今還沒有百年歷史的世界級大企業，不光是沒有歷史，更重要的是很多企業從一開始就不曾花心血建築根基。我這次所接觸的受訪者，以及我身邊的海內外華人，都承認當今的中國商界“急功近利”、“不講誠信”。沒錯，“浮躁”，10年前如此，10年後還是如此。雖然大家都認為這種“浮躁”是過渡階段的產物，情況總會逐漸改善，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是在等待改善？又有多少人真正從“我”做起，從此刻做起呢？還有多少批評者自己本身正是“急功近利”的執行者呢？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你不可能讓一個製造問題的人用同樣的思維方式解決同一個問題。換句話說：“要想改變、提升、進步、創新，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思維方式中的理念。”我在自序中曾言及自己徘徊於中西方之間的“邊緣困惑”-因為哪邊都無法完全歸屬，衝擊中看清自己，又很快迷失自己。我想許多企業家回到學校學習，與其說是趕時髦，不如說他們自身感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換位的、錯位的、多維的理念衝擊，一棒接一棒，一錘又一錘，被砸得自信心支離破碎，渺小感與日俱增，所以很想來重新認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