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1)

一個人打傘能走多久？去北方時是11月底。天雨且冷。那是一把紅綠相間花紋很大的傘：買傘的時候我說我喜歡這種大起大落大紅大綠的傘。在北方的11月，這樣的傘使人若有所思。可是傘終於是丟了，在一個傍晚，一個細細的雨絲佈滿了大街小巷也佈滿了眼帘的時候，被我忘在了一個電話亭里。一個人打傘，能走多久？北方的路是蒼白的，在低矮的天空下面，樹木突兀地支撐着站立在道路的兩旁，沒有一片樹葉的樹惡夢般佈滿老繭。霧，很冷，像雨。雨中的樹榦是黑色的，這種樹榦黑得讓人分外絕望。我躲在賓館的暖氣里，四面八方漫無目的地打電話。來北方的目的已經煙消雲散了，現在剩下的是一個沒有目的的異鄉人，在異鄉之地毫無理由地存在着。一次目的感很強的旅行會突然間失去理由，突然令人不知所措。我猶豫着去哪裏，一個上午就這樣猶豫掉了，其實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現在身外的目的地消失了，我被迫回到自己，被迫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可是我卻不能把自己當成目的，當成目的地，我只能將自己當成去目的地的工具，我的身體只能是我的工具，當我失去了目標我的這副工具就顯得六神無主了。我對着自己看來看去，我的身體在北方的空氣中無比僵硬。為什麼我不能和自己安祥地呆在一起？為什麼我只是認為旅行着、運動着才有意義？常常我看到我的身體，它在這個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這個世界上忙忙碌碌，總是好像要奔向某個目的地。我知道它沒有最終的目的，那個最終的目的地只是一隻黑色的四方盒子而已。但我不能告訴它，我不能讓它停下來。我的身體，就像大地不能沒有植物一樣它不能沒有理想。你看我現在，在北方的一個賓館裏，我是突然地陷入一種慌張之中的，我失去外在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如何安妥我的身體，如何與它深切地相守在一起。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在一個莫名其妙的日子，寂寞地廝守在一起。但是我們是不和諧的兩個人。一個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如果遠行，他一走出那個家門，他的家就變成了一個期待結構，這個家裏的一切都因為他的遠行而改變了：他經常坐的那張椅子，在家人吃飯的時候依然被想像中的他佔據着，其他人是不會坐到那張椅子上去的，這張椅子就像他依然在場一樣地屬於他，家人對他的想像使他成了不在場的在場者，這張空着的椅子就是對他的期待。他在家的證明比比皆是，一個偶然的電話鈴聲會牽動家人的心：她在想是不是他從遠方打回來的？一個獨身的人遠行歸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1997年的11月我已經結婚了，但是我沒有家。沒有人等待我，遠方的我也沒有可以思念的人，我對那個“家”的思念是抽象的，是對物的思念：對傢具、牆壁、書桌……這些東西之所以進入我的思念，只是因為我用它們，用得久了，熟悉了，我撫摸它們，依靠它們，和它們朝夕相處，在它們身上有我的印跡，與它們在一起我覺得安全，沒有和陌生的事物在一起時的那種動搖感，打開書桌的抽屜，我可以預料哪一本書會在抽屜中展現出來，打開熱水器的龍頭知道它的水溫正是我所需要的，不會很燙，也不會冷得讓人受不了。我熟悉它們。我對熟悉的事物的這種感覺就是思念。現在我再次回想我來北方的目的。1997年的11月，這個時候所有的火車上都在流行陳明的《快樂老家》。陳明說：“跟我走吧，天亮就出發。……也許在穿過一條煩惱的河流，明天就能到達。”對於這段歌詞，我是事後3年，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才聽懂了，“跟我走吧”——請相信我，和我一起走；“天亮就出發”，——讓我們早些，再早些出發；“也許再穿過一條煩惱的河流”——再穿過一條河流就能到達了，快樂老家近在咫尺。好了，讓我們行動吧，我對我的身體說。1991年的時候，我非常喜歡旅行。對於我來說，沒有任何東西，它的魅力能超過“遠方”。遠方——我不知道的地方，召喚着我。去遠方，去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自然、陌生的人們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一片好山好水，一座充滿傳說和幻想的城市，另一些和我們不同的人們，多好啊，去一個陌生的異地，在一個沒有熟人、單位、領導、工資、房子、職稱的地方，自己對於那個地方完全是陌生的，自己對於那個地方的人也完全是一個陌生人，——這個陌生人和那個在家裏天天到菜場買菜的人，那個一大早匆匆爬起來上班的人，那個一分錢也要掂着花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去遠方，去旅遊，我們其實是和這個陌生人——我們自己的陌生人約會，它是我們少年時代的老朋友，是我們幻想中的親人，是我們腦海中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子。我們常常思念它，想念它，可是在平常的庸常的生活中我們無法見到它，現在我們去遠方，我們和這個陌生人約會，在一個神奇的異地我們去見這個人。在遠方我們盡情地揮霍時間，揮霍想像，揮霍金錢，在遠方與我們的“陌生人”約會時我們一擲千金，這是我們在遠方為我們的浪漫、激情所用的定金。因此旅遊應該有一個更為本質的定義：日常生活的中斷與出離；自己的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