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更多的稱讚、更多的金錢、更少的選擇

根據暢銷書《心靈地圖》的作者斯科特·派克（M.ScottPeck）所說的，“成功就像失敗一樣使人失去了許多選擇”。以我的經驗來看，派克是正確的，但是他有點保守，沒有把事情充分說出來。實際上，他在兩方面沒有做出充分的陳述，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社會為了取得比過去更大的成功都做了些什麼。雖然跨文化比較是有疑問的，但是歷史學家認為，其他文化比美國的文化為成功提供了更廣泛的選擇範圍。想一想，在21世紀，美國人的成功可以獲得獎賞和顯赫的地位。然而，在其他的文化里，尤其是在古代亞洲文化中，一個人如果非常無私，或者是一個聰明的人，一個勇敢的愛國者，或一個忠誠的市民都可以被認為是成功的。就像著名的心理學家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MihalyCsikszentmihalyi）說的一樣：現在，使一切事物定量化的邏輯產生了美元這種通用的公制，通過它來評估人類行為的每個方面。一個人的價值和一個人的成就由他們在市場上出售的價格來決定。稱一幅繪畫是優秀的藝術品是無效的，除非它在索思比拍賣行里得到很高的競拍價，同樣我們不能稱一個人很有智慧，除非他能有五位數的存款作為資本。假設在美國的文化里物質報酬占統治地位，那麼有這麼多人有這樣的想法就不奇怪了：覺得他們過上幸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積累他們所能企及到的地球上的所有的財富。除了感到有積累物質報酬的壓力以外，人們在證明自己的能力以後還要從成功中去尋找心理滿足感，這就要面對許多潛在的壓力。尤其是，他們要到達自己的成功定義—成為第一名或在一次贏家通吃的競賽中被宣佈為勝利者的感覺—人們心理定式使用所謂的社會比較過程，這一過程將自然地提高可接受的成功標準。簡單地說，如果你是你們中學學報的主編，不久你就會對自己的成就水平感到不滿意了，因為你知道有人在哈佛大學的《紅色哈佛報》做主編。如果你獲得了那樣的成就水平，你就會自然地追求各種報紙和雜誌的主編職位。根據社會比較理論，你在編輯階梯上的攀登會繼續下去，直到你失敗了或你爬到了頂層當上了《紐約時報》的主編。社會比較理論認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自我評價的基本需要（要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好還是差），但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做出判斷。滿足這種需要的最好的方法是與那些相似的個體的表現進行比較。例如，如果你贏得了一次賽跑比賽，你就知道自己是一個跑步健將；如果你在一次考試中取得了最高分，你就知道自己很聰明等等。然而，這種動力所導致的問題是“西部跑得最快的人”引起的問題。人們總是爭取超越你，這樣他們通過與最好的比較后就能測量他們自己的成功。甚至對那些不是追求冠軍的目標的人來說，相對剝奪理論也為成功感設置了障礙。我們不能與那些和我們的能力水平相同或更低的人做比較來感覺我們已經成功了；我們必須把自己與那些高於我們的人相比，以獲得自尊心的極大滿足。現在，正如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說的那樣，問題是由於成功與財富結合在一起，所以一個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人如果不富有，那麼他可能會一直處於相對剝奪的狀態。想一下，有多少億萬富翁感到需要成為公眾人物，或像地產大亨當勞·特朗普（DonaldTrump）一樣，炫耀他們的財富以便獲得顯赫的地位。相對剝奪似乎是一種不能被滿足的動力。社會比較需要直接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喪失了許多物質回報。維持成功能成為一項專職的工作，留下很少的時間來增強我們生活中的社會和情感的質量。支持這一決定，即把一個人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投資到追求成功，而不是變為成功人士的心理學是有效的。由於收入和一個人的時間價值增加了，所以在非賺錢的事情上花費時間會產生很少的事業感。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成為了事業的領導者，那些花在家庭、朋友或愛好中的所謂機會成本就會非常高，與孩子玩耍一個小時就會失去一個獲得新客戶的機會。由於這樣的等式，你怎麼會停下來聞聞玫瑰花呢？自我毀滅早就成為美國生活中努力擴大正向壓力的事業機遇過程中的一個事實。最終的結局在於一遍又一遍地，越來越好地做你做的最好的事。資本主義是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觀念，即“時間就是金錢”為基礎而建立的。根據這種觀點，事業就必須由規範和價值來規定，這使得投入到工作中的每個小時所獲得的回報都最大化了。現在，一般都被描述為ROI—投資回報，這一概念50多年來一直統治着人們開創事業的態度。一個直接的結果是，一旦你取得了一點點的成功，那麼再成功的要求就變得非常迫切，因為它們產生了最大的投資回報。增加心理創傷的是這樣的事實，即當我們工作的雜誌社和我們為之表演的觀眾能獲得不斷增加的投資回報后，他們就努力地阻擋成功者獲得新鮮的正向壓力的源泉。成功與行動受到限制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係是精疲力竭症的一個更明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