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太平洋

漂泊的日本當我1991-92年在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度假時，我應邀撰寫題目自擬的論文。我選擇以日本問題為題。這個國家一直讓我着迷。1992年秋，我為《外交政策》雜誌撰寫了這篇論文，作為在哈佛進行研究的一個交代。日本在世界上的確與眾不同。它是實現現代化的第一個非西方國家，第一個進入西方排他性的俱樂部，比如西方七國集團和經濟合作組織。由於其巨大的經濟成就和社會與精神的穩定性，日本是亞洲最令人尊敬的國家之一。但是，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孤獨的國家之一。當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崩塌的時候，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宣佈，一個新的西方共同體“從溫哥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經出現。即便日本一直是美國在東北亞的主要盟友，但是留在這個魔環之外的惟一主要大國正是日本。日本因此不得不在後冷戰時代尋求新的作用和身份。這樣的尋覓還在繼續。日本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真實位置。正如它在馬哈蒂爾博士提出關於東亞經濟集團構想后的痛苦所顯示的，日本加入任何東亞共同體都是困難重重。成為一個成員、與此同時成為主要集團的非成員這樣自相矛盾的是獨特的日本人。我個人對日本還是非常敬佩的。但是，我對日本研究越多，我感覺對它的了解越少。回頭看，我對我在對日本顯然一無所知時就發表了一篇關於日本的文章感到吃驚。但是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日本在國家間共同體中還未找到合適位置——還是合理的。如此狀況近期內可能沒有任何的解決辦法。日本可能還要漂泊一段時間。日本的一個民間傳說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居住在海邊農場村莊的年輕男孩，在一個秋天的上午獨自步行去干農活，他恐懼地發現一場海嘯即將到來。他意識到這場海嘯將會摧毀整個村莊。由於沒有時間下山向村民示警，就果斷地在稻田放火，以保證滅火護田的人蜂擁而出來到山上。寶貴的農田損毀了，但是村民逃脫了海嘯帶來的災難。在下面的論述中，東亞戰略話語的一些珍貴農田可能被點燃，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讀者對正在接近該地區的變化浪潮加以警惕。大多數人相信日本在冷戰中是一個贏家。正如前參議員保羅·桑加斯在總統競選戰期間所指出的：“冷戰結束了，日本勝利了。”1992年中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這種說法的力量，但是沒有人會認為冷戰的結束傷害了日本。事實上，冷戰之後的日本面臨的麻煩超過滿意，威脅多於安全。冷戰結束之際，日本的戰略規劃者可以指出得到的許多收穫。來自蘇聯的威脅消失了。接近或捲入日本的大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曾經使日本黯然失色的中國的影響力減少了，尤其是1989年6月後。東亞地區是日本經濟的後院，由於中國沿海省份經濟起飛的推動而繼續繁榮。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有潛力在10年或20年內超越美國這個第一經濟大國。就是用絕對的言辭說，日本對未來的投資要多於更大的美國。雖然具有這些重要的收益，但現在日本面臨著戰後即使不是危險、也是最困難的戰略環境。將日本舒服地推到西方陣營並為日美安全關係提供粘合劑的蘇聯威脅現在消失了。基於各自的原因，美國和日本都沒有放棄雙邊安全協定（MST）的打算。但是雙邊安全協定所依賴的戰略支柱已經遭到侵蝕，使日本人懷疑美國是否或在什麼情況下保衛未來的日本安全。從戰略上看，不可靠的經濟超級大國的主張使很難消失的，但是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冷戰期間，日本的安全規劃者甚至沒有考慮日美安全關係破裂的可能性。現在，他們在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日美關係破裂了，日本會發現自己將面臨至少三個即便不是敵手、也是不友好鄰邦的戰略脆弱性。它們是中國、韓國和俄羅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與這三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有急迫的軍事衝突。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戰爭準備。日本及其鄰邦在冷戰期間並沒有相互提防，但是現在他們會相互憂慮。1992年《北京周報》的一篇文章警告道：“日本的外交政策更加積極和獨立，意在填補美國和俄羅斯影響撤離后留下的真空。”韓國計劃制定者也指出，即便朝鮮半島統一之後，美國的軍事力量也應該留駐韓國以提防日本。后冷戰時代日本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危機四伏的日美關係。將這兩個國家維繫在一起的主要安全利益，尤其是遏制蘇聯的共同利益，已經減弱或消失。在分析日本外交政策時遺漏或忽視這個簡單觀點是令人驚訝的。比如，日本和美國在俄羅斯問題上國家利益上的分歧多大。美國力圖救助俄羅斯，但日本並不相信救助俄羅斯對其國家利益有什麼好處。這個分歧是值得注意的。就在二戰之後，隨着韓戰的來臨，美國和日本之間達成了一個協議（雖然不是一個明確的協議）。美國原諒了日本在二戰時所做的一切，作為回報，日本成為美國忠誠和可靠的**產主義的盟國。雖然這種新型關係並不是強加於日本的，但是很明顯這是不平等的雙邊關係。在通常的情況下，這就像孤獨的行者與印第安人關係一樣。這種比較可能冒犯了許多日本人，但是事實是不可抗拒的。日美關係不平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兩國關係開始的時候，也就是說，馬修·培利命令日本對外開放時就已經開始了。“要求者—接受者”模式持續了至少一個世紀。日本人清楚地記得羅斯福總統明確要求日本無條件從中國撤軍，國務卿杜勒斯要求總理大臣吉田茂停止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努力，而尼克遜的“越頂外交”，未與日本磋商就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使日本人更覺屈辱。除了貿易和經濟問題，戰後的日本對美國提出的任何重要要求幾乎都沒有說“不”。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尤其如此。此外，在美國對外政策目標上，日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銀行家的角色，其官方發展援助政策要滿足美國和日本的需要。長期屈從美國要求的歷史可以解釋石原慎太郎的小冊子《日本可以說不》以及“仇美”（意味着不喜歡美國人）這個新詞彙出現的原因。日本近期只是在對美國的重大軍事要求的反應上開始猶豫不決，也就是說，在對在海灣戰爭上做出重大貢獻的要求上極為慎重。這樣遲疑的根源是日本希望伊拉克佔領科威特不會影響其石油供應，以及驚訝於西方將薩達姆·侯塞因培養為西方的資產後不久就拋棄了他。日本大眾對直接參加軍事衝突的厭惡情緒也發揮了作用。遲緩的反應讓日本付出了寶貴的代價。雖然為海灣戰爭支付了130億美元、並且是非阿拉伯盟國之外最大的捐獻國，他們在美國的名譽還受到了巨大的傷害，美國人並未減輕其認為日本人再次搭乘美國便車的不滿情緒。美國政府決定利用美國媒體公開施壓，確保日本提供資金（如果不提供軍事人員的話）以幫助海灣戰爭。這是雙邊關係的一個危險行動。首先，許多美國人感覺已經受到日本上升的經濟力量的威脅。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所指出的，美國人受到了日本的困擾，因為他們將日本看作是對美國在權力的決定性領域——經濟方面佔據首位構成了“一個主要威脅”。因此，許多美國人提出了一個意義相同的問題：為什麼美國要花錢保衛一個“搭便車”的經濟競爭者？當時媒體的炒作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對日美關係的支持。這也相應強化了日本人這樣的看法，即美國在讓日本充當美國國內經濟困境的替罪羊。客觀事實支持了日本人的論點，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政府的失誤，行政和立法機關要解決它們的政策後果導致的若干問題：財政赤字、大量的國內外借債以及缺乏在工業或勞動力方面的長遠投資等。這只是列舉了較為明顯的幾點。日本一直真切地感到美國值得欽佩，部分原因是作為佔領者的美國表現出了不尋常的雅量。但是這樣的欽佩之情正在逐步喪失。日本不再準備充當“印第安人”。事實上，日本越來越強烈地認為他們要比“孤獨的行者”更加出色。因此，在日美之間的心理關係上，正在發生從單向屈尊到相互屈尊的結構性變化。為了避免日美關係的破裂，日本已經有意識地編織一個兩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的稠密之網。但是，即使日美間沒有嚴重不和，日本還是發現自己遭到拋棄。由於認為日本是經濟對手這個看法的影響，日美關係可能比較友好，但僅僅是類似美國與瑞士關係的正常友好而已。到那時，美國將不再認為有義務保衛日本或在東亞駐軍以保護日本的海洋運輸線。同樣，密切的日美關係可能由於美國孤立主義的復興而受到損害。日本駐美國大使栗山指出：“我們擔心的是美國政治和經濟上的內向化”。日本擔心美國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無能將進一步惡化美國經濟，這將導致美國人不願意或沒有能力繼續負擔其海外駐軍。難處的鄰邦如果喪失了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日本這個世界上惟一遭到原子彈襲擊的國家將會感到具有核武器的鄰國的威脅。如果中國在有爭議的釣魚島實施新的法律並派駐軍事力量，那麼日本自衛隊應該如何應對？中**隊會像幾年前中國台灣象徵性的存在一樣被趕走嗎？現在日本的經濟力量十分強大，遠遠領先於中國、韓國和俄羅斯，但是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安全擔憂。這些國家中的任何兩國結成的敵對聯盟對於孤獨的日本而言都是一個戰略噩夢。隨着未來日美安全關係不確定性的增加，日本必須重新審視與這三個鄰邦的關係。在現在的三方關係中，日俄關係是麻煩最多的。北方四島問題的懸而未決繼續折磨着日俄關係，麻煩重重的日俄關係史進一步加劇了日本人對俄羅斯人的不信任感。這些麻煩包括：在二戰結束之際，蘇聯違背已經簽署的雙邊協議在最後時刻加入對日本的戰爭，以及隨後野蠻對待日本戰俘。即使北方四島問題達到解決，日本還得自問一下：幫助俄羅斯再次崛起是否符合日本的長遠利益。只要發現自己依然處於經濟事實與政治混亂之中，俄羅斯就不可能在近期對日本構成威脅；但是日本對俄羅斯繼續保持冷淡的態度會對日本及其西方盟友之間帶來一些問題。1992年5月，德國總理科爾就曾公開批評日本援助俄羅斯不力。1992年6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對華盛頓的成功訪問表明美國將更密切地接近俄羅斯。日本這個西方陣營的名義成員還能抵制這樣的趨勢多久？日本人傳統上將韓國看作是一把“指向日本心臟的匕首”。他們在歷史上總是毫不遲疑地干涉或侵略韓國，這就使韓國人對日本人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感。值得注意的是，二戰之後47年之後，日本還是沒有緩解這樣的不信任。冷戰期間，日本根本沒有擔心韓國的必要。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軍隊相互對峙，日本沒有受到它們的威脅。但是如果朝鮮半島重新統一，就像統一的德國一樣，隨後的韓國將會繼承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支力量將處於日本的攻擊範圍之內。1992年，朝鮮統一的苗頭似乎不是很好，至少在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去世之時是這樣的。但是，可能解決朝鮮問題的輪廓正在明朗化。就像西德重新統一德國一樣，韓國將可能成為兩個朝鮮重新統一之後的繼承國。從前保證北韓獨立地位的兩個大國現在對朝鮮半島的繼續分裂並沒有多少興趣。正如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所顯示的那樣，現在的俄羅斯在由韓國主導的朝鮮統一方面具有既得利益，其理由是這樣可以使俄羅斯在反對日本時能夠打“韓國牌”。中國在該半島的利益不是如此清晰。北京政府可能並不希望看到另一個意識形態盟友的出局（雖然訪問北京和平壤的人證實這兩個城市處在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世界）。但是，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現實主義，中國人提出的“權變”概念要比馬基雅維里的權術至少早幾個世紀。如果中國的長期利益支持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中國將會毫不猶豫地放棄一個意識形態盟友。因此，日本應該假定：雖然韓國已經觀察到西德在統一之後面臨許多困難，因此會支持一個更緩慢的統一進程，但是一個具有產生所有潛在危險的統一的朝鮮正在醞釀之中。隨着朝鮮將要開發核武器的威脅的顯現，現在的日本感到十分鬱悶。如果韓國擁有核能力，日本同樣會感到危機四伏。只要傳統的日韓關係繼續相互反感，幾個日本官方人士就會推心置腹地聲稱：日本可以與具有核武裝的俄羅斯和中國相安無事，但是一個核武裝的韓國則是不可接受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反應就是開發自己的核力量。北韓的核問題顯示了東北亞安全環境的複雜性。美國和日本領導了反對北韓核開發的鬥爭。但是，可能中國也認識到北韓的核能力將觸發日本的核開發。中國知道她不能阻止日本開發核武器，更嚴格地說，她知道只有美國才能阻止日本的核野心。因此，雖然中國原則上反對美軍在東亞的存在，但是她擔心的事情莫過於美**事力量的撤離可能會誘導日本人獲得自己的核武器。對日本而言，冷戰後在三國之中最難處理的關係是與中國的關係。與俄羅斯不同的是，中國不能被當作純粹的敵手。隨着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可能內轉的趨勢，中國與日本開始推測：他們是否是拳擊場上未離開的剩下兩個巨人摔跤手。他們已經在以警惕的目光相互打量，每一方都想探知對方的意圖。對於中國而言，日本的出現可能讓人不悅地震動。日本在二戰投降之後，實施了和平憲法，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現出十足的奴態，因此中國並未將日本視為一個威脅或一個對手。隨着中國具備核能力、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在冷戰期間享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求愛”，中國明顯地感到要優越於日本。中國因此快樂地忽視了日本不斷上升的經濟力量。無論在**時期還是此後，中國都沒有試圖構思與日本之間的長遠妥協方案。對日政策一直是中國其他關注的支流；在20世紀50年代以及在90年代，中國利用日本擺脫國際孤立。日本並不喜好在一對一的基礎上與中國相處的想法。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裏，日本非常尊敬中國。無論是二戰的戰敗投降，還是日本是中國的一顆文化和政治衛星的傳統關係，都使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一個不平等的地位。但是現在，日本人不再尊重中國，也許中華文化例外。日本領導人和官員不得不掩蓋其對中國的輕蔑。他們尤其蔑視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一百多年的中國，當時日本開始推行改革以應對技術上先進的西方文明的挑戰，而中國還不知道如何與現代世界打交道。從短期看，日本最關切的問題是中國的不穩定會帶來大量的中國難民入境，日本已經開始經歷小規模的中國漁船的光顧。從長遠看，日本擔心一個崛起的中國將再次使日本黯然失色。雖然現在這樣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日本人敬畏地認識到海外華人科學家與企業家的活力與創新能力。他們看到連接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香港的一個新經濟聯合體的出現。他們同樣認識到一個組織良好的中國會將日本遠遠拋在後面，就像唐朝時期一樣。在東亞地區，中國掌握着解決許多緊迫性問題的鑰匙，比如朝鮮半島危機、印度支那問題和中國台灣問題等。雖然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日本發現：或許除了朝鮮問題，向中國提出這些問題可能是不明智的。中國拒絕討論中國台灣問題，她認為這個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如果美國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導致日台之間更密切的政治關係，中國領導人將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但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台灣問題上，日本一直表現出了敏銳的政治正確性。印度支那問題顯示了建立一個新的中日妥協方案的難度。蘇聯的崩潰為越南向中國象徵性的認輸鋪平了道路。中國覺得要重新主張其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歷史影響。但是，中國沒有能力幫助越南擺脫經濟困境。日本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中國對越南（或任何其他東南亞國家）可能演變為日本的一顆經濟衛星的前景感到十分煩惱。中日誤解的可能性很大。只要北京依然相對孤立，她就可能不會做任何刺激日本的事情。但是，相對平靜的狀態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為了“牽制”對中國周邊的影響，一些中國計劃者開始思考由中美日組成的“小三角”取代中美蘇組成的“大三角”。一個新的權力結構正在醞釀之中。雖然日本與美國、鄰邦之間的關係將面臨許多新挑戰，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承認其面臨著問題重重的新戰略環境具有心理上的困難。在冷戰結束之際，他們並未感到任何急迫的痛苦。但是，看起來日本的全球顯赫地位已經喪失。在近期，在裕仁的葬禮上名人匯聚的數量遠比以前少。漂泊的力量即使日本人認識到面臨許多新挑戰，但是依然有五大力量迫使日本繼續漂泊下去。第一，重構日美關係將是困難的。兩國之間的需求、態度、認識和權力關係都存在着失諧。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國；而美國則無求於日本。自從培利不邀自來以來，美國一直都在向日本提出各種要求。日本從未處於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地位上。日本人將自己看作是龐大的美國遮蓋之下的撮爾小國。但是，美國公眾越來越認為日本遠比實際上大，並對美國經濟統治地位構成了惟一真實的威脅。種族差異加劇了這種威脅感。力量的失衡可以用一個類比來加以說明。華盛頓將日美關係視為國際象棋友誼賽。但是，華盛頓將比賽看作是一對一的比賽，而東京在同樣的棋盤上看到了其他三個選手：中國、韓國和俄羅斯。日本反對美國的任何行動都將會影響其與其他三國的關係。在日本人看來，比賽根本就沒有任何“公平的表演舞台”。表面上看，日美之間在安全領域似乎沒有什麼麻煩。雖然存在駐軍日本的經費問題，但是美國人從未對日美雙邊安全協定的承諾表達過懷疑。“為什麼危險改變了？”是日本決策者的態度。為了重構日美關係，日本將要說服美國人繼續保護日本，與此同時要求美國視日本為一個平等的夥伴。同時要求保護和平等決不是輕鬆。對於日美兩方來說，認可防禦關係的形式維持不變（意味着雙邊安全協定將不會改變）、與此同時其實質將發生變化。這都是極其困難的。安全協定不是保護日本應對已經消失的蘇聯威脅，而是制約日本的核開發和軍事化，最終使日本的鄰國確信日本將是和平國家。概言之，日美安全協定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日本成為軍事大國。當然，主要的問題是要公開明確達成這樣的相互理解，以便美國人民理解並支持該協定，但也不要得罪日本人民。第二，如果日本承認他們面臨著新的戰略環境，且美國的長遠安全承諾存在疑問，那麼擔憂就是替代日美安全協定的惟一明確選擇是獨立自主的日本軍事力量以及核能力。日本絕對不是一個軍事侏儒。其當前的防禦性軍事能力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如果沒有核保護傘和強大的攻擊能力，日本就不要指望與具備核力量的鄰國進行對抗。某些日本人渴望獲得獨立的核能力，但是他們明白這將敲響全球的警鐘。西方一些人已經產表達了關於日本人的自卑情結的看法，並以深深的疑懼心態注視着日本將其經濟優越性延伸到軍事領域。即使日本是“西方”集團的一個名義成員，但是西方還沒有準備接受像日本這樣的非西方國家在所有領域都卓越超群的可能性。第三，如果日本試圖改變方針，更接近鄰國，那麼它將要放棄相信日本的命運來自西方的世紀政策。明治時代的偉大變革家福澤俞吉曾經說，日本應該“脫亞入歐”。如果現在改變這個方針，而“脫歐入亞”，那麼它與西方夥伴之間的關係就會緊張起來。比如說，冷戰結束之後，促進民主與人權已經上升為西方的優先政策。雖然更多的是出於利益而不是信仰，但是日本多多少少贊同這個政策。當西方現實地在戰略上重要的國家應用這些新政策（比如阿爾及利亞）、並對不具重要性的國家則不採取現實政策時，日本與西方之間地緣利益的差異就表面化了。日本人清醒地意識到建立在促進人權基礎之上的政策只會導致幾個亞洲國家質問日本二戰時的罪惡記錄。因此，日本在作為一個“西方”國家的利益與作為一個亞洲國家之間力圖平衡，由此陷入了魔鬼與深深的藍色海洋之間的困境。第四，為了反思並改革其與三個鄰國之間的關係，日本必須面對自從二戰結束之後就有意忽視的歷史幽靈。為了重新構建與中國、韓國的關係，日本必須能夠平等地看待他們，並承認對他們歷史上的痛苦一頁負責。沒有這樣的認可，就很難設想信任的紐帶任何能夠建立。迄今為止，日本人總是小心慎重地表示“遺憾”和“後悔”，但與德國人不同，他們還沒有向受害國人民直接表達過道歉。只要裕仁天皇還在世，許多日本人在討論戰爭問題時就感到壓抑，這是因為他們希望避免讓裕仁感到不安。為了在韓戰期間得到一個強大的盟友，美國決定忽略日本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殘暴罪行，這就強化了在戰爭問題上的沉默，並加劇了迴避痛苦話題的自然趨勢。許多日本人感到這樣的沉默應該繼續下去，因為日本在朝鮮和中國的罪惡行經與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差別，南京大屠殺與英國人在印度阿姆利則屠殺抗議者也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質問，在西方人不反思殖民罪惡的情況下，為什麼日本就應該這樣做？但是，日本贏得其鄰國信任的能力與其承認歷史事實的能力是密切相連的。許多日本人在任何關於二戰的討論中都看到了抹黑日本的共謀。他們沒有認識到這是日本成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如果日本像孟加拉國一樣落後，那麼就很少有人有討論其歷史的興趣。但是，隨着其影響力的不斷上升，日本的鄰國需要重新確證這個新的強國表現良好。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第五，要制定一個新的方針，日本必須面對內置的文化和政治缺陷。日本人已經建構了一個相當和諧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也是一個種族中心和排外的社會。無論他或她在行為方式上多麼像一個“日本人”，一個外來者實際上沒有任何希望以平等的身份被接納。日本人不能或不願意吸收成千上萬定居日本幾十年的朝鮮人就是這個社會排外的有力說明。正如南非所體現的那樣，種族排外是不會孕育出親善友好的。這些文化障礙與軟弱、分裂和醜聞纏身的日本政治領導階層相互混雜。首相的頻繁更迭、軟弱者提名為高級政府官員以及缺乏高瞻遠矚的政治領導人等與這個國家的慣性相互混合。日本在亞太經濟合作委員會會議上的行為說明了這個問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日本代表團有兩個團長，一個來自大藏省，另一個來自外務省。包括多重機構的國際代表團是常有的事，但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團對外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則是稀罕事。其結果是，日本的政策總是陷入僵局，發出的信號也總是混亂不堪、令人困惑。新的地區體系雖然具有五大日本可能繼續漂泊的原因，但是在其對外政策中，設計一個大膽的新方針同樣存在強大的壓力。在執政的自由民主黨（LDP）和國會過多新委員會的建立顯示了日本人思索的新的活躍氣氛。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巨人”卻是一個“政治侏儒”的地位不再可行了。日本經濟已經超過了所有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總和，其國民生產總值佔據了所有亞洲國家總和的70%（如果不計算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沒有任何歐洲國家在其鄰國面前享有如此的地位。只有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規模與拉丁美洲經濟體相比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是，相對而言，日本對東亞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卻要遠比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小得多。為了理解日本在東亞的這種反常的地位，就想像一下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影響要比巴西或安第斯條約國家小。與中國或東盟相比，這就是日本在東亞的現實地位。這種狀況是難以容忍的。日本的問題是它必須從零開始在東亞建立一個新的地區體系。歷史無可藉助。該地區僅有的傳統的前殖民政治體系停留在“中華帝國”的概念上，東亞和東南亞要向北京進貢。日本不可能建立這樣的地區制度。只要還是虛弱，中國也不能如此。要塑造一個新的地區體系，日本發現它必須建立至少五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重申日本的無核國地位。可能日本領導人私下認為具有核武器的日本依然得不到信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們懂得日本獲取核武器的決定將會動搖其二戰以來得到的所有好處：日本將發現不僅孤立於三個鄰國，而且會孤立於西方世界。這無異於一場戰略噩夢。堅決地而不是勉強地重申無核政策可以強化其鄰邦相信日本的意圖是和平的。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民對軍國主義的繼續拒絕應該是一種力量，而不是一種軟弱。這是因為這樣就緩解了鄰國對日本的疑懼感。新體系的第二個支柱是日美關係的重構。本質上看，日本不得不自問：是否允許日美關係按照現在的發展軌跡漂泊下去很自然將產生兩國之間更堅強和密切的紐帶，或者，是否繼續現在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下，日本人民不斷感到受到美國人的欺負，而美國人民則將日本看作是以美國為代價的一個日漸富有的“搭便車者”，這無疑將進一步惡化兩國關係。迄今為止，日本一直在集中精力，增進兩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日本充當美國對外政策的銀行家，日本的對外政策接受美國的否決權，通過支付一半的費用以幫助五角大樓在日本駐軍。日本人私下裏通常將美國人比喻為暴躁的公牛，這頭公牛需要不時加以安撫。但是，由於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改變日美關係的願望，因此日本的決策者可能想弄清楚：為什麼危險變化了？日本人必須意識到美國社會深刻的民主本質。美國政府保護日本的承諾只有在美國民眾支持的情況下才能成為事實。日本經不起重複1975年南越將軍所犯的錯誤，當時這些越南人沒有關注美國的大眾輿論而接受了華盛頓表面上保衛西貢的承諾。今天的日本必須使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確信，日美安全關係符合兩國利益；日本不是一個“搭便車者”；日本的無核化戰略符合美國、西方和東亞的利益。畢竟，如果美國捨棄了日美雙邊安全協定，美國的安全規劃者將產生許多新的憂慮。如果日本訴諸核武器，與蘇聯不同，它可能在技術方面要比美國先進，美國因此將被迫制定一個防範核國家的防禦計劃。日本同樣也會成為美國武器出口商面臨的新競爭者，迄今為止日本還沒有涉足這個領域。兩國的經濟緊張關係必須平等地加以應對。美國要公開承認在以前處理國內經濟問題方面，日本往往充當了美國**的替罪羊。對於日本而言，它需要毫不含糊地說明一個強大的美國總體上符合日本和亞太地區的利益，它要和鄰國一道制定經濟政策以促進美國的競爭力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這樣明確的宣示及其隨後的具體行動可能有助於緩解美國認為日本正在削弱美國經濟的激烈情緒。在日本需要美國繼續提供保護與渴望自主之間存在着表面上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產生於日美關係的特殊本質，在日美關係框架下，禁止一個經濟巨人擁有核武器。如果日本能夠成為一個核國家，對美關係可能就像法國或英國的對美關係一樣；但由於這不是一個選項，因此美國允許日本將其影響力擴展到其他領域上，並放棄將日本視作美國對外政策的衛星的現狀。日本的新地區體系的第三個支柱是奉行與中國、韓國和俄羅斯的睦鄰政策。西歐最近的歷史已經表明長遠的敵意沒有必要持續下去。在蘇聯威脅的共同壓力下，英國、法國和德國率先走在一起，現在這些國家通過彼此之間塑造的緊密內在網絡而團結起來。日本可以與其鄰國一起複制這樣的網絡。貿易和投資正在引導着這樣的發展路徑；從一開始日本就應該尋求鼓勵更多的文化間理解。東南亞曾經被描繪為亞洲的巴爾幹。該地區種族、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樣性接近巴爾幹地區；這有可能形成同樣複雜和悲慘的歷史境遇。雖然存在這樣障礙，但是東盟國家塑造出了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區合作。如果日本採取大膽的行動，比如解決與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向中國和韓國人民就歷史問題表示真誠的道歉，東京同樣能夠做到這一點。雖然日本人在接受道歉的要求上存在巨大的心理困難，但是他們應該認識到：在莫斯科就二戰後野蠻對待日本戰俘問題上表示道歉之前，日本人決不會相信俄國人，日本的鄰國同樣如此，要求以前的敵人東京表示道歉。第四個支柱是建立一些亞洲本地的共同意識。在戈爾巴喬夫說出這個詞語很久之前，歐洲就以希臘—羅馬文化遺產作為共同基礎構建了一種歐洲本地的共同情感，因此歐洲能夠避免長達幾個世紀的相互競爭和相互敵視。日本面臨的根本挑戰是力圖在東亞獲得同樣的意識。只有搭乘同一條船的共同意識才會使東亞避免陷入痛苦且危險的衝突之中。也許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和其他東亞社會在洛杉磯決定捨棄分歧、共同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對各自的祖國產生了影響。建立這樣的亞洲本地的共同意識是日本人心理轉換的又一困難。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將成功等同於西方的接納。明顯的是，為了贏得亞洲鄰國的長遠信賴，尤其是像中國、印度和印尼這樣的巨人的信賴，日本必須證明尊重他們，並視其為亞洲國家同行。日本不得以硬要人家領情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樣的待遇他們有時在西方會遇到。比如說，如果日本具有不同的地緣利益，日本的援助政策就不應該是西方援助政策的簡單延伸。雖然美國和日本都沒有承認存在任何強人所難之處，但是在與亞洲國家打交道時，日本迄今幾乎總是在屈服於美國或西方利益。比如，當馬來西亞建議成立東亞經濟集團時，日本在考慮這樣的組織是否有利於該地區之前就默許了美國的抵制。同樣，柬埔寨和平協定簽署之後，日本要求解除對越南的投資禁令。並停止亞洲開發銀行向越南貸款的限制。但是，它最終還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屈服了。在向日本提出這樣的要求時，美國向來是毫不遲疑地行使其作為保護者的權力。但是，華盛頓應該有許多更明智的顧問。美國應該終止其要求日本的政策主要保護捍衛美國利益的做法；從長遠看，這是有益的。美國抵制亞太地區形成多邊機制明確說明了美國政策是短視的。隨着東亞社會之間貿易和投資的爆炸式增長，就有必要建立一個使相互聯繫得到潤滑的強有力多邊機制，並為解決東亞國家間的共同問題提供行動的平台。任何關於亞洲本地的共同意識的嚴肅思考都會引起美國和西方總體上的憂慮不安，他們尤其擔心出現另一個排他性種族集團。這反映了西方對亞洲內的巨大種族和文化差異的無知。就像歐洲本地的共同意識一樣，亞洲本地的共同意識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減少或消解種族認同，而不是強化種族認同。最後，第五個支柱是日本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尋求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席位反映了它的這種渴求。但是，它尋求得到該席位的方法是“車在前，馬在後”的經典案例。如果沒有現成的處理國際衝突的軌道，日本在安理會幹什麼？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國在中東一樣，在解決國際衝突上能夠發揮領導作用，那麼日本追求常務理事國席位的態勢就能得到明顯的改觀。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進程上的作為吧。雖然良好的和平協定已經簽署了，但是隨着美國發現很難提供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費用的份額，其實施卻由於缺乏資金而步履蹣跚。如果按照傳統做法，日本會在一番猶豫之後，等待並同意美國提出的要求、然後採取提供財政援助的行動。但是，日本政府應該積極主動一些，宣佈填補柬埔寨和平行動所需要的任何財政缺口，並在滿足柬埔寨經濟重建的需求上起帶頭作用。日本應該聲明：它將確保柬埔寨人民的長久噩夢不可更改地結束了，由此履行其地區和普遍人性的責任。整個行動花費了日本10億或20億美元，這只是其海灣戰爭后所支付費用的一個零頭，但是日本在亞洲、西方、尤其在美國贏得的聲望卻是巨大的。這樣的行動將會極大地改變日本人只是沒有道德目的地算計的大眾觀念。這就是日本必須採取的那種大膽的跨越行動。當然，大膽的步驟自從二戰以來一直不是日本對外政策的特點。小心翼翼則是日本對外政策的特徵。但是，一種新的跨太平洋的危機正在醞釀之中。幸運的是，危險和機遇都是明顯的。或許東亞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經濟增長。增長開始於日本，並擴散到整個地區。但所有東亞國家的政府都認識到，即便現在，如果日本的經濟停滯不前，那麼他們的經濟增長也會受到衝擊。因此，日本在該地區塑造一個新的地區政治體系方面具有重大影響。但是，為了取得成功，日本不僅要滿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且還要符合三大鄰國的利益、整個東亞地區的利益以及美國的利益。未來將會嚴格檢驗日本領導人的外交想像力和外交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