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傳統歷史寫作以及關於戰爭的討論（高超群）

歷史有什麼用處？研究歷史的人常常被問及這樣一個使人惱火的問題。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即便是那些已經成名成家的歷史學家也未必能說清楚。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史家布洛赫投身於反抗納粹的抵抗運動，或許心有所感吧，他再用槍拯救祖國的自由的同時，寫了一本小書，題目就叫“為歷史學辯護”，不過，布洛赫的辯護並不很具有說服力，因為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困擾着歷史學家。至少直到1980年代我們在大學求學的時候依然如此，那時，白髮蒼蒼的教授們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來向我們這些“新兵”解釋，這個即將吞噬我們的青春和智力的工作是多麼值得從事。其實一旦歷史學被限定為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的純粹客觀記錄，對歷史學家的寫作意圖予以堅決拒絕，歷史學就再也逃避不了類似的追問。一些等而下之的歷史編撰者和研究者們，就在“客觀”、“真實”的辯護和口實之下，排比羅列現成的史料，再綴以幾句事後諸葛亮式的詮釋，來構造自己的歷史學，以為這樣的日積月累就可以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這種剪刀-漿糊歷史學被柯林武德戲稱為前培根式的歷史學，不過，以這種方式“構造”出來的史書，居然成了現代史書的標準版本。為了逃脫工具性的奴役，被視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付出的代價也足夠慘重，即背叛了它對文明的擔當。這種只能生存於專業小行會裏的歷史學因而也就被學以致用的讀者們拋棄了，心懷不滿的讀者自然有理由質問歷史的用處何在。在古代，歷史學不僅沒有遭到這樣的詰難，歷史學家還常常被奉為智慧的象徵。諸如“讀史可以使人明智”之類的格言大家都能耳熟能詳。在但丁的《神曲》中，羅馬史家塔西佗被描寫成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國的傳統中，眾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它可以知興衰，可以“資治”。“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連皇帝乃至暴君也要對史家禮讓三分，大飢荒期間，**也曾憂心忡忡地對**表達了他對被寫入史書的恐懼。在現代，歷史被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史書的撰寫與古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歷史被認定為是一個不斷進步和演變的自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蘊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觀規律。為了保證在探求這個規律時，史家是客觀和科學的，“人”逐漸被逐出了歷史的偉大運動。這當然是現代學科發展進步的結局。可是歷史記載的內容和精神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古代傳記體的史書常常記述人的自然德性，如勇敢、榮譽、智能、功業等，在審視帝國的龐大身軀的時候，史家總是懷着對天道敬而遠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王夫之說的更乾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他們心如古井，秉筆書寫帝國的莊嚴神聖、治亂興衰，判明善惡美醜，記錄君王、臣子、工匠、走卒、巨盜、刺客等言行事迹。由是我們得知古老的風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潤於民族的血液之中，我們也才能夠體會到：那“耕種土地的貧農，其血管中有着好幾個時代的血液，這樣，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樣，和我們也是兄弟。”古代和現代歷史撰寫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歷史編撰者身份的變化，黑格爾對此有很精闢的說明：現代的歷史家多是頭腦單純的編年史家，他們絕不參加積極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歷史家卻是積极參加公共生活的。這種身份的差異對於歷史的撰寫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對歷史的看法從根本上與現代有着很大的分別。古人曾說：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這個說法或許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實情。正如識者所見：“在古代世界裏，如果把一種文明比作一個政體，撰寫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為一國文明理出來一個秩序，換言之，就是為一國文明立法。那麼，撰寫政治史的傳統可謂是這個政體的憲法。其實，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為民族立法乃至為萬民立法的意圖。”在中世紀的修道院裏那些默默搜尋、註釋古代希臘、羅馬典籍的作家曾經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敵人，因為“他們在對古代典籍不動聲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續着古代世界的生命﹐從而培植了能夠抵制乃至顛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堅韌的力量。”而在這些典籍當中最鮮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記載着他們高貴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異教史書。布克哈特在其傑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曾經記錄了文藝復興時期如痴如狂的好古之風，那些後世被我們目為巨匠的大師，常常為了一本不容易得到的古代殘篇而欣喜若狂，城邦之間甚至會為了一個古代英雄的遺物或者墓地而發動戰爭。（順便說一句，文藝復興對人的解放，往往被闡釋為確立了人的**的正當性，把人從神和上帝的籠罩下解放出來了，粉碎了中世紀教會的蒙昧統治。文藝復興的另外一面卻被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在那個時代，解放人，是為了恢復人在希臘、羅馬時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樣的功業，是對一個偉大的政治共同體的想望，是對基督教貶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們對人的解放不是為了讓人像動物一樣的縱慾，而是為了讓人恢復其勇敢、智能、榮譽和尊嚴。）就此觀之，或許我們就多少可以理解為什麼孔子做春秋而能夠使亂臣賊子懼，為什麼司馬遷敢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現代中國的一些歷史研究和撰寫過分深陷於概念、名詞、意識形態的糾纏，而遺棄了史家的眼界和史書的靈魂，成為材料的堆集或者教條的闡釋，那雙本應被史家視為生命的“自然”的眼睛昏昏欲睡。歷史放棄了對政治的嚴肅思考，放棄去面對英雄、戰爭等宏偉的主題，卻表現出一種婦人似的懦弱。網友譚伯牛先生的《戰天京》，沒有專業史家的匠氣，寫的靈動活潑，並且對古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此而言，實在值得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學習。伯牛兄並沒有排比史料，也沒有做意識形態的糾纏，卻能夠使讀者彷彿置身於天京城下，可謂難得。本書所處理的主題之一是關於太平天國與湘軍的殊死搏鬥，或許我們大略回顧一下有關戰爭的討論，對於讀者閱讀本書會有所裨益。在現代，戰爭，這個被修昔底德稱為人類所能從事的“最偉大的運動”，成為一個被詛咒的事情，至少是一樁原本可以避免的殘暴、愚蠢的罪行。對於戰爭和暴力，我們的民族向來沒有好勇鬥狠的偏執，卻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抵制，喜好炫耀強力的人，往往被描寫成莽夫和蠢漢，是逞匹夫之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過，並非每個民族都這麼想，除了修昔底德對戰爭的稱頌以及古羅馬的赫赫戰功，連托克維爾也說：“戰爭差不多總能提高一個民族的意志，開闊它的心胸。”，還有更甚者，比如日本的武士把配刀看的比他們的生命還重要，而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劍乃是天國與地獄的鑰匙”。在中國人看來，戰爭行為是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不可兒戲視之。“國之大事，未祀與戎”，孫子也說：“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對於軍隊，中國人願意賦予它更多的政治意涵，期望成就“仁人之兵，王者之師。”於是在戰爭面前，我們有時候會非常猶疑、恐懼，只有到了最後的關頭，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會訴諸於武力。再加上對“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片面曲解，於是“自古知兵非好戰，能攻心則反側自消”成為治兵打仗的要訣，這種對武力的審慎態度和對其作用的清醒判斷是文明和智慧的表徵，但是也常常使我們在暴力和壓迫面前輕易讓步，不管具體的歷史情景如何，主動採用戰爭的手段總是非常艱難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常常記住了“不戰”，而忘記了“屈人之兵”，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使敵人屈服於你的意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認為，一定會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發展的真正方向。這種說法不管多麼美妙，卻是一種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因為在象戰爭這樣危險的事情中，從仁慈產生的這種錯誤思想正是最為有害的。”“如果我們發現文明民族不殺俘虜，不破壞城市和鄉村，那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更多地應用了智力，學會了比這種粗暴地發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不過，對於以戰爭致勝的可靠性的不信任只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我們的祖先在被迫面對戰爭的時候，卻也並不心慈手軟，甚至直白的出人意料。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這是兵家所能做的最簡潔最嚇人的宣言了。中國的儒者士紳並非從來都是像宋明理學興盛以後那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小白臉，平時袖手言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在中國古人的治國理念當中，已爵祿賞有功之人，使將士用命效死，是帝國穩固、天下太平的基本要求，有人說這是法家以利誘天下的權謀，其實儒家的賢哲也持有同樣的洞見，他們在講“隆禮”的同時，也絕不會忘記講“效功”，“慶賞刑罰，必以信”，管仲說過：“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之前，曹操在家閑居，無用武之地，於是“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覺賓客之望”，董卓亂起，曹操馬上興舉義兵，練師勤王，他用“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這樣的話做動員號召。曹操之所以能夠放下書卷，立馬就有本事訓練士兵，組織軍隊，上馬打仗，並非他有什麼過人的天賦，我們只有稍稍翻翻史書，就能發現類似的人物在史籍中俯拾皆是。這是因為一來中國的古代士紳總是側身於現實的政治活動之中，平素就有很好的政治訓練，文人的陳腐偏執之氣早就被改造的無影無蹤了。二來儒士們平時修習的六藝，秉持的德性，其功用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曾國藩之所以能夠以一“在籍侍郎，猶匹夫耳”的地位，一呼百應，蕩平天下，正是這種傳統的延續，當然這其中還牽扯到宋明以來儒學和中華帝國變遷的問題，這個問題過於繁雜，這裏暫且按下不表。先說說曾國藩和他的湘軍。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曾國藩感興趣，很大程度上是把曾國藩當作一個權術大師，他的所有政治考量和作為，都被當作政客密不示人的厚黑心法。但事實上這種為人處世之道，以極端現實的眼光來考察和實踐政治運行的智慧和勇氣，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千年帝國的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倘若我們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修齊治平的學問，古人見之，不知做何感想。我們現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受商人和文人思維習慣的影響太深，對於政治或者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只知有蠅營狗苟的功利算計。曾國藩苦心經營的湘軍，雖然足以打敗太平天國，但是要支撐一個帝國就有些力不從心，更談不上與世界列強爭雄天下了。因為湘軍實際上也是民團一類的組織，這支軍隊的不可持久深刻地孕育在它的產生和訓練當中。曾國藩曾這樣闡述他的練兵思想，他說：“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鼎、銘、春、樹各營官教之，戒之。淮勇將來為忠臣義士，為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若為驕兵悍卒，為害家凶國，亦爾等數員之罪。成敗禍福，繫於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即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亦。”這樣做的結果，在湘軍的下層士兵中，並沒有職業軍人的信念，他們只不過是剛剛放下手頭農具的農民，他們之所以投軍，或者是為了保衛自己辛苦耕作的穀物和安穩生活，或者是為了從事一個比種田更有發展前途的高風險投機行業。這樣的一支軍隊相當於中世紀歐洲歷史上為害甚大的雇傭軍，時人就有譏評，說湘軍士兵“喻於利”而已。所以在擊敗太平天國的前後，曾國藩就曾憂心忡忡地一再表示：“湘軍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倦飛思還。”，“鄂中兵事日壞，珂鄉難望安枕。”“近日各營弊甚多，不僅缺額事。鄂中積習有更甚於此間。若軍務不速竣，正不知遷流何極耳。”想來不是虛言。所以事實上，湘軍和太平天國的較量從軍事上講是兩支民兵的較量，正規軍與民團的不同在於它有嚴格的紀律和規則，有其獨特的武德，“軍人的勇敢必須擺脫個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種不受控制和隨心所欲地顯示力量的傾向，它必須服從更高的要求：服從命令、遵守紀律、遵循規則和方法。”而一個武裝起來作戰的民族的勇敢、機智、刻苦和熱情等天賦品質，也可以起同樣的作用。這些品質可以代替正規軍隊的武德，而武德也代替這些品質。但是這種力量無法持久。曾國藩這個努力，經過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練成一支可以雄視天下的勁旅，一直到了**，他所訓練出的軍隊才成就了帝王式的偉業。對於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言，練兵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亞歷山大統帥下的馬其頓軍隊，凱撒統帥下的羅馬軍團，腓特烈大帝統帥的普魯士軍隊和拿破崙統帥下的法**隊，最終奠定了他們不可一世的功業，更不用說那個能“把軍事野心的限度擴大到幾乎沒有止境”，而又能收放自如的民主的美國了。訓練並控馭一支能征善戰、足以保家衛國的軍隊，至今還是我們民族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