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瑣的郭巡撫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燾離京回湘，曾國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歸序》，末云：“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五穀”句見《孟子·告子下》，意即畫虎不成不如狗也。說這話的現實背景是郭嵩燾連考兩次會試，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則是，他早看出郭嵩燾的性情才學更適於求道論學，作一個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而“去其”“扞格”、“至於純熟”，由此“達於時軌”，博取世俗功名，則似非其所長。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於是為道其深”，不作泛泛應酬語；這固然是曾國藩愛人以德的諍言，卻也是不幸言中的讖語。二十年後，郭嵩燾“自揣既熟”，適逢朝命優渥，派署廣東巡撫；本擬拳打腳踢，建勛立業，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證實了曾國藩非所敢知的隱憂。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軍克複湖州；明日，克吉安，是為全浙肅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蔣益澧護理浙江巡撫，自己率軍入閩，正式履行閩浙總督的職任。其時，太平天國將領李世賢、汪海洋所部會同從蘇、贛等地“竄出”的餘黨，多在福建境內盤踞；左宗棠採取自北而南、由東向西的推土機式戰法進行“追剿”，太平軍且戰且退，分別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為江西，省內有本省防軍以及鮑超的霆軍，防堵尚無大虞。福建以南為廣東，省內只有一支戰鬥力不強的粵軍，眼看左宗棠以鄰為壑、“驅賊入粵”，不免又氣又怕。廣東巡撫郭嵩燾就數次向中央反映情況，要求閩軍“調派勁旅，嚴密分佈，截其西竄之路，以便方耀等軍專顧粵疆，力保完善”。一般來說，追殺比圍殲易於致力，肅清本境又比消滅全敵易於建功；故左宗棠斬釘截鐵的拒絕了這個要求：“本省堂奧有賊，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本省腹地漸清，自必與鄰省共謀夾擊”；此為同治四年五月間事；篇首所述“靈芝”事件，恰發生於去年。左、郭二人，兼有鄉人、姻戚、鄰官三重關係，即算不能或者不願幫忙，神色辭氣之間，固然應該委婉一點；而“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則隱然在說“鄰省”官吏、將領缺乏設置“藩籬”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稱職。然則，一株靈芝惹下的麻煩，真真不小。但是，這句話不過不留情面而已，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證了傳言所謂的“以茲小故，寖成大郄”。在福建追剿太平軍，除了左宗棠的楚軍以外，還有李鴻章派來助剿的郭松林、楊鼎勛兩支軍隊。郭嵩燾被左宗棠拒絕後，遂將希望寄托在郭、楊二部，希望他們在福建肅清后移師粵東，幫助堵剿。郭、楊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燾就已和李鴻章商量好淮軍入粵的計劃；郭、楊既至，他又與營務處的段起取得聯繫，併發去借調咨文。這個備用計劃若能依約進行，廣東軍務必不致貽誤。誰知左宗棠下手極狠，在肅清福建后，竟然主動上奏，請求將郭、楊二部調派回蘇。其摺略謂：“茲查由閩竄粵之賊，實只汪逆海洋伙黨數萬，縱各股尚有漏出人數，諒必無多。（閩、贛、粵）三省合力，或可將此股就地殲除，不致久稽天討。臣前聞直（隸）、（山）東軍務吃緊，捻逆狓猖特甚，時事方殷，似兩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楊鼎勛所部多勇敢之士，所習洋槍炮隊必非捻逆所能當；且淮北、皖北之人實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無疑。臣愚以為：就天下大局而論，直、東為重，閩、粵、江西為輕；就此時賊勢而論，閩、粵、江西為緩，而直、東較急。是蘇省援閩之軍仍應調回蘇州，以備曾國藩、李鴻章調度明矣”；此時為四年閏五月。北方捻軍縱橫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僧格林沁戰死，曾國藩受命擔任“剿捻”總指揮，李鴻章則擔任後勤總調度；此即左宗棠所謂“吃緊”的“直、東軍務”。捻軍固難對付，但這畢竟是曾、李的任務；近鄰廣東的“藩籬”，他不能“代固”，數千里之外直隸、山東的軍務，他卻設身處地，盡心謀划。如此捨近求遠，居心何在？我說，這是一石二鳥的高招。首先，表彰閩軍的功勞。經閩軍剿除以後，“竄粵之賊”，“諒必無多”，可見閩軍是一支戰鬥力強、責任心重的勁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無私的美德。中央批評疆吏、統帥，以及疆吏、統帥互相攻擊，有個術語叫做“擁兵自衛”；意即不顧大勢，惟重轄區，前引左宗棠“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之語，便有“擁兵自衛”的嫌疑。現在，他說太平軍餘黨應當由福建、廣東、江西三省自行了斷，請將淮軍調離，不要拖了“剿捻”的後腿；則顯非“擁兵自衛”的自了漢口吻，而是大公無私的謀國者胸懷。因此，中樞“覽奏”，極為欣慰，立即“諭知李鴻章檄調”郭、楊回蘇。只是，淮軍調回后，怎麼對付逃到廣東境內的“汪逆海洋伙黨”呢？說是要“三省合力”，具體施行起來，麻煩可不小。軍興以來，出境征剿的客軍統帥，在未奉節制用兵之地軍政事務的欽命之前，都有軍事、餉事處處掣肘的痛苦經驗。例如，咸豐六、七年間，曾國藩就以客軍身份在江西受盡了煎熬，最終不得不動用權術，借口父喪守制，向皇帝申請總督、巡撫的實任；不幸的是，皇帝剛愎自用，視其為要挾，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線。因此，未得節制他省軍務的授權，各省長官都不敢輕言越境征剿。然則，“三省合力”云云，暫時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餘；廣東則將玩兵疲，形勢可危，且“賊匪”適在其境，倘因此敗戰失地，地方官必受嚴責。由此可知，撤調郭、楊，對郭嵩燾來說，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舉打着照顧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燾不可能在公務層面與之爭辯，只有在私底下大發牢騷：“左帥會江、浙各軍入閩剿賊，仍假蘇軍之力，數千里浮海轉戰，一收廓清之功。由閩達粵，比鄰相接，而迫以浮海北歸，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粵境使此賊速了者，竟莫測其所以用心！而前後具報軍情，隨時咨報，獨此一節，隱秘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帥此舉，辜數省之望，遣累無窮，深所不解”；閩、粵兩省長官，於敵情、軍務本應“隨時咨報”；撤調蘇軍這種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協商。左宗棠卻“獨此一節，隱秘為之”，故郭嵩燾不得不懷疑其中必有貓膩，不得不慨嘆“莫測其所以用心”。當此時地，他猜測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粵境使此賊速了”，不無道理。郭、楊如能入粵助剿，揆以前此戰績及目前形勢，太平軍不能久撐，勢將“速了”，然則廣東督、撫以此奏捷，必蒙獎賞。郭、楊不入粵，則單以粵軍之力，斷不能“速了”，勢必被朝廷責備；而左宗棠挾肅清浙、閩之餘威，朝廷必將授予節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粵清剿，然則，所有的功勞都將記到左某的賬上。郭嵩燾由此推測，左宗棠奏調淮軍回蘇的主要原因，乃在於爭功。隨後的事態發展，似乎證實了他的猜測，八月二十三日上諭：“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馳赴鎮平督辦軍務，廣東、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歸節制；即著懍遵前旨，迅速前進，妥籌一切。如有不遵調遣及遲玩軍務者，並著查明參奏，以一事權”；自閏五月迄今，已歷三月，而廣東軍務毫無起色，於是，朝命左宗棠入粵（鎮平在粵東嘉應地界），並節制三省。至此，郭嵩燾認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爭功；但是勢窮時迫，自己無力改變局面，惟有忍氣吞聲，慨嘆世風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萬沒想到，左宗棠不僅爭殺敵之功，竟還要奪其巡撫之位。奉到節制之命后，左宗棠復奏，依例謙讓一番以外，竟然還有這麼一段文字：“辦賊必須得人，用兵必須選將，古云：‘天下危，注意將’；即今督、撫之任也。督、撫雖不必親履行陣，要必精於選將委任而責成功，庶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賊無不滅矣。瑞麟所奏粵東三大將，以臣所聞，驕怯有餘，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戰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亂以來，天下受其荼毒，而賊首皆廣東人，即楊秀清、蕭朝貴雖籍廣西，而亦廣東流民之占籍者。廣東民俗，類多狡猾凶頑，出人意表，此次從賊歸來者又多以投誠倖免，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是漢人陸賈的名言。當此之時，總督、巡撫最重要的職責就是“選將委任而責成功”；但是，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推舉鄭紹忠、方耀、卓興“三大將”，“驕怯有餘，朴勇不足”，並未做到“注意將”的本分。然後筆鋒一轉，從“賊首”皆出身粵籍說到廣東民俗的“狡猾凶頑，出人意表”，運用“地域歧視”作為理論工具，強調在兩廣地區用兵的特殊困難，同時暗示廣東現任領導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從賊歸來者又多以投誠倖免”，則指責廣東官吏在戰術上犯了“以撫代剿”的錯誤，苟安於目前，遺患於未來。最後一句話，則不但建議廣東應該換人，甚且提供了具體的候補人選。這個候補名單，卻又主要針對郭嵩燾而言。李鴻章當時以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配合曾國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調任廣東；瑞麟則是根正（正藍旗）苗紅（葉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勞亦夥，不可能僅因用人不當而被奪職。因此，兩廣總督是不可能換人的。蔣益澧剛剛結束護理浙江巡撫，歸任布政使本職，他在浙江期間主要負責左宗棠大軍的餉需後勤工作，辦事幹練，左宗棠極為欣賞，故要推舉他來廣東任職。郭嵩燾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廣東巡撫，迄今未行轉正（即實授），地位本不穩固，而廣東軍事餉政被左宗棠貶斥得一塌糊塗，則更加不妙；現在又出來個候補蔣益澧，他的位置已經岌岌可危，隨時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撫候補名單，表面上要換兩個人，實際上的效果卻只會換掉郭嵩燾。此摺以懇辭三省節制之命開頭，卻以建議廣東進行高層任免結尾，不問而知：辭欽命是假，報私怨是真。郭嵩燾自能深切領會其中的兇險，而也在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奏調淮軍回蘇、“驅賊入粵”、提供候補人選，竟是一套驅逐自己的組合拳，爭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實意圖。咸豐末年，郭嵩燾不僅在皇帝召對時為左宗棠大力揄揚，其後更不惜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蔭行賄，雖說自己不是市恩望報的小人，但怎麼也想不到會有恩將仇報的今日。回憶往事則觸緒紛來，感念身世則百感交並，“自揣既熟”，卻“不達於時軌”，二十年前曾國藩的贈言終於變成了讖語。除了辭職，還能有別的選擇么？當然，郭嵩燾決定辭職，除了來自福建的攻訐，同城督、撫不和這個傳統痼疾也是重要原因。總督，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胡思敬說：“總督名實不稱，載之國史，徒滋後世之疑。雲貴總督駐雲南，未嘗問貴州事；兩湖（伯牛案即湖廣）總督駐武昌，未嘗問湖南事；推之兩廣、閩浙、陝甘，莫不皆然。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總督駐江寧；巡撫駐蘇州；提督駐清江浦，兼兵部侍郎，專典制淮南，同於督、撫。江督名節制三省，其實號令不出一城，遑問皖、贛”；總督名義上管二至三省，實際上只管得了駐在省的事情，而駐在省又有個巡撫，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內事。然則，督、撫同城，為了爭奪本省控制權，不得不有一番鬥爭。不論督、撫，其中一人或後台更硬，或才能更強，必能壓制另一人；若勢均力敵，則整日廝鬥，任內俱都不得安寧。同治九年，張文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情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就用督撫不和來解釋，說幕後主使是江蘇巡撫丁日昌。雖未敢確信，但也見出督、撫不和所引發的爭端能夠到達多麼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燾所在的廣東來說：嘉慶年間，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明爭暗鬥，百齡遂因失察家丁，擬遣戌。孫玉庭繼任巡撫，也繼承了鬥志，終以“濫賞盜魁”的罪名劾罷那彥成；后百齡再來，任總督，以怨報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罷孫玉庭。職位之間不解的世仇，自然也傳染了瑞麟和郭嵩燾，他在《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中披露了督、撫不和的實況，略謂：“李福泰粉飾軍情；方耀聞賊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軍潰散；卓興駐省兩月，索餉二十萬，由老隆調赴興寧，徑報率勇歸家，已而復稱各勇均經招回。瑞麟概不查問。長樂失守，惠州戒嚴，郭嵩燾欲駐紮惠州，瑞麟將會商之司、道面斥，且對眾宣言：巡撫欲加整頓，卓興、方耀將反”；方耀、卓興，名在瑞麟推舉的“粵東三大將”中，而疲玩塞責如此；參以左宗棠“驕怯有餘，朴勇不足”的考語，應屬可信。瑞麟“概不查問”，讓盡心王事的郭巡撫在一邊干著急。郭嵩燾作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的勇氣，要求率軍進駐惠州。瑞麟卻加以指斥，並稱要“整頓”巡撫，否則會激反武將。然則，郭嵩燾徒有謀國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種調和督、撫關係的權變之術；碰到事態激化，無力轉圜，惱怒之下，遂只能託病求去。但是，中樞竟不批准他的辭呈，說：“覽其所奏，語多負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郭嵩燾嚴行申飭”，並命左宗棠“就近將郭嵩燾所參各節確切訪查，該督撫因何不協，究竟為公為私？據實復奏，請旨遵行”。辭職要受“申飭”，藏拙要被“訪查”，當官當成這樣，真不如回家烤紅薯來得自在。而奉命調查之人恰是“假公濟私”的左宗棠，公牘私函之間，二人何以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