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練之弊

當日練勇的指揮權，並沒有明確指定由曾國藩掌握，也就是說曾國藩沒有被授權指揮那些具體的將領和士兵。聖旨所謂“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實在是一個模糊的指令，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幫同”的意思，就是協助巡撫辦理團練和剿匪，至於怎麼協助、協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難問，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走哪算哪了。當然，這也不是說咸豐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開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擁兵自重，破壞中央集權制度的遠見卓識。導致這種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於咸豐，而要歸咎於咸豐的爺爺——嘉慶皇帝。嘉慶元年，川、鄂、陝、豫四省交界地區，白蓮教起義開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鬧越大。到了嘉慶四年，單憑國家正規部隊——綠營兵的實力，已經收拾不掉這個圍剿與反圍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時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經過改制，加入軍事和經濟概念，重新包裝，搖身一變為團練題材，在朝野熱炒之下，竟然連續漲停，托住大市。終於，在嘉慶七年，基本肅清白蓮教，為大清帝國接下來差不多五十年的國內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還算小好的調子。白蓮教被團練制度幹掉了，咸豐皇帝自然要嘗試這個辦法，用來對付太平天國。所以，從咸豐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團練大臣，並刊刻嘉慶初年的《築堡御賊疏》、《堅壁清野議》以及相關指導性文件，頒發各省，號召大家邊學邊干，苦練快上。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團練的精髓，只有八個字：清查保甲，堅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鄉士民與起義軍勾結呼應，讓剿匪部隊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東堵西捂，手忙腳亂。堅壁，就是砌高壘，挖深濠，修繕城防；清野，則是拆除城牆外若干里內的房屋，清割農田作物。一可以斷絕起義部隊的糧食供應，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難度。這八個字紮實做到了，在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不佔領根據地的情況下，白蓮教起義軍想不成為“流賊”都不行。而一旦成為流賊，屁股後面總是跟着一隊獵人般的綠營兵，所到之處，則是堅固的碉堡，質樸勇敢的民兵，想歇腳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嶺作“山賊”，再沒有別的出路。而一旦墮落成山賊，政府軍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為營，大舉圍剿。當此時也，外有重圍，內無定餉，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軍心搖動，隨時有不攻自潰的危險。這時候恐怕是求作“降賊”也不可得了。大致來說，各地白蓮教就是這樣被團練制度搞定的。白蓮教和太平軍，在朝廷眼裏，都是亂民暴民，都是黃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區別不大。而實際上，白蓮教和太平軍，根本就是兩碼事：白蓮教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多點併發、互不聯屬；太平軍自金田起事，就有一個緊密團結在洪秀全周圍，由拜上帝教和三合會骨幹分子組成的領導集體，進退有度，攻守有節。白蓮教像同治年間的捻軍，流動作戰，沒有根據地；太平軍則在南京建國，以江浙為根據地，橫行長江，從容進退。白蓮教自身沒有明確定位，做一天強盜跑一天路，是所謂“流賊”；太平軍則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張，與清朝分庭抗禮，儼然敵國，是所謂“竊號之賊”。團練能搞定白蓮教，也能搞定太平軍么？毫無疑問，食古不化的咸豐皇帝認為可以。只可惜，事實面前，人人平等。團練對付不了太平軍，這是客觀規律，皇帝說話也不管用。對付太平軍，團練八字訣就不夠用了。自從咸豐三年從武昌戰略撤退，沿江東下，二十幾天內佔領南京，太平軍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下長江以前，可以歸其類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據”了。下長江以前，太平軍一直被追殺，雖然攻城掠食，一路席捲，但總顯得狼狽，不無屁股向後、平沙落雁的尷尬。一旦進入南京，改元建國，糧餉充足，士氣旺盛，就不滿足於僅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後，立即派李開芳、林鳳祥率領北伐軍，胡以晃率領西征軍，北邊打到靜海，西邊打到武漢，就是這種戰略意圖的體現。更重要的，則是太平天國由始至終，在淪陷區民意擁戴指數上，不但遠高於綠營，也略高於湘軍和淮軍。當時沒有蓋洛普公司作統計，但是別的證據可以支持這個結論：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撫，慨嘆湖北“莠民”每每“兵至為民，賊來從逆”。洪山民眾裏應外合，幫助石達開擊敗湘軍，羅澤南因此戰死；後來收復，胡林翼差點下達了屠城的命令。曾國藩困守江西，對各屬民眾“從逆如歸”甚為惱怒，乃至教導部下不妨“殺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畏賊”。太平軍中石達開、李秀成不但善戰，而且能安撫民心，引為己用，眾所周知。其中下層將領中，也不乏曾天爵、宋關佑那樣能行“仁義”的“君子”。太平天國在武昌、南京都舉行過科舉考試，開考之日，應者雲集，其中就不乏劉鵬、王弢這樣學高才大的讀書人。圍城官紳中，固然有滿門自殺的忠臣孝子，也不乏進言上策的“貳臣”、“劣紳”。曾國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師梅曾亮、著有《藝舟雙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賢的侍王府，每日優遊談宴，此間樂，不思蜀矣。當日的太平天國，禮樂俱張，民眾擁戴，不讓“辮妖”，實在是一個很有實力的政權，一旦分兵四齣，“弔民伐罪”，其威力大大勝過白蓮教，決不是區區團練可以抑制的。團練本來只是正規部隊的補充，而咸豐初年的清朝正規軍——綠營的戰鬥力，已經墮落到聊勝如無、權當擺設的程度。從廣西到江蘇，從追繳到圍攻，派遣訪剿的欽差大臣，如塞尚阿、向榮、琦善所率部隊，大多時候只是虛報戰況，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軍的作用。詩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記事》，我們可以具體了解到綠營腐朽的實在情形：“昨日黃昏忽傳令，謂‘不汝誅貸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烏狂風來，沈沈雲陰轟轟雷，將謂士曰‘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復晴，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難乎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畫賊易知。乃於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綠營將領講究“天時”到了這種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狀，就不難想像了。所以很多時候，只見到幾百號鄉勇對抗成千上萬訓練有素、軍械優良的另一支政府軍——太平軍，而看不見綠營的影子。太平軍旁出攻掠，都有後勤保障，而團練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內無長餉，外無救兵，和嘉慶年間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轉，不再是有備無患下的以逸待勞，而是內憂外困中的引頸待割。所以，練團數年，沒有一點成效，“從未見有團練能專打一仗、專守一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