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日記的由來(1)(圖)

父親的作品《暮色》

1994年5月，我父親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他的個人畫展。畫展結束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有兩位韓國客人同一名女翻譯到石家莊家中拜訪父親，說畫展的最後一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畫展，很為那些作品而感動。遺憾的是他們因事急於返回漢城，沒有見到我父親，只委託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譯和我父親會過面，並問到了我家的詳細地址，準備日後登門拜訪。後來據我父親回憶，他在展廳確實見過這位翻譯小姐，但她的言語卻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他更沒有做這次見面的準備。所以這三位客人的來訪頗有點不期而至的意味。據他們說，今天早晨他們還在漢城，中午飛抵北京，晚飯前才開車從北京出發，現在已是晚上近10點鐘。兩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紹，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譯小姐姓白，中國朝鮮族。我端詳這兩位韓國先生，洪先生50歲左右，個子很高，身材魁梧，臉形較寬，面部較平，是典型朝鮮族傳統的方形臉。後來我讀過有關韓國人臉形的資料，得知洪先生的這種臉形被認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徵。我還得知，當今韓國男人的臉在逐漸變長，但，洪先生的這種方形臉，仍然具有明顯的親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顯得有些疲憊，我想大約是因為旅途勞頓吧。但他卻竭力保持着微笑，話不多，語氣是和悅、誠摯的。似乎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礎在做底：他們致力要把這次的拜訪完成得盡善盡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訪中是位“主講人”，他個子偏矮，年紀比洪先生略輕。但是他的矮個子並沒有妨礙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換句話說，很多矮個子的人，往往比有些個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種抓人的氣勢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顯然屬於這樣的男性。他首先開宗明義地講述了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這次旅行之後的期待又是什麼。一切都因為那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我父親的畫。從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靜了，因為他們正在韓國完成着一個不同尋常的計劃。他們將要建造一個亞洲一流的美術館——亞洲美術館。這美術館不僅僅屬於韓國，它將屬於亞洲，乃至東方和全人類。為了這美術館的建立，必得有幾位東方藝術家的作品做基礎。目前建館和收藏正在同步進行，我父親便是他們“相中”的中國藝術家之一。當時李先生的談吐和舉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歐洲足球界的“球探”，但當他談起藝術時又確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對父親的藝術作了十分內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對父親作品的痴情。在談到某張作品時，他甚至激動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為了證實他們行為和身份的真實性，李先生還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間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興，亞洲美術館館長。接着，李在興館長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紹，他虔敬地稱他為洪大哥。從介紹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亞洲美術館的財力鼎助者，但在韓國是位極受人尊敬的社會活動家，此時似是這個計劃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開翻譯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顯然是在向他請教着什麼。但，李先生和父親的談話卻是艱難的。面對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說，父親一直表現出客氣的警覺。父親的態度不無道理。就在前不久，他為之工作的畫院也曾來過兩位韓國先生，身穿風衣，頭髮烏亮，很是有些派頭。他們也聲稱為韓國某美術館（或某畫廊）挑選作品。他們請幾位畫家把作品在展廳一字排開，草草看過便要全部“收藏”。且出價之高，倒讓幾位畫家有些瞠目了。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歷來是賣方要價，買方殺價。事情一反過來，便顯得有幾分奇異。又有畫家拿來些作品，兩位韓國先生看也不看地聲稱“都要都要”！之後又當眾宣佈明天就來付款取畫。但第二天他們沒有來，又過了一天他們還是沒有來。許多天過去了，他們沒有來。有畫家想打聽他們的蹤跡，可惜他們沒有留下地址、電話。這兩位韓國先生的行為成了一個謎，似乎他們的到來就是為了顯示一下發達國家的“豪爽”。中國有個傳統相聲叫《逗你玩兒》，這不就是個“逗你玩兒”嗎?那次的事父親沒參加，是因為他不在單位。但這事卻引發了他的警覺：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了，國人遇到什麼情況也許都屬正常吧。在後來的日子裏，父親曾向洪、李兩位先生提及過此事，他們都坦誠地說，有，韓國有，全世界都有這種人。如果說父親對韓國人的警覺來自於那次的“逗你玩兒”事件，我對韓國的了解則多半來自上世紀70年代朝鮮的一些電影。那時中國人習慣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北韓，稱大韓民國為南韓。南韓當然聯繫着李承晚“匪幫”，而李承晚“匪幫”背後是“萬惡的麥克阿瑟”。實際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數中國人對當代韓國和韓國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韓於1992年8月建交，距這時剛剛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時代，一提起韓國，首先會想到某些北韓電影裏的韓國“特務”形象。比如當時有一部名叫《看不見的戰線》的電影，影片中一位化裝成教師模樣的南韓越境特務手拿一本書，和北韓的暗藏特務對接頭暗號：問：你拿的是什麼書？答：歌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