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王隨王

王蒙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時常衣帽不整，往往是一個褲褪長，一個褲褪短，而且不知道問題發生在哪裏。每每他在臨出門時，我都要提醒他撥出別在鞋裏的褲角，我若是少說一句話，他就這樣參加活動去了。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於是一通百通，我們的命運立即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我們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協搞專業創作，從此，王蒙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他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澄清了，重新獲得了寫作權力。他在實踐中找到了自己，他回來後分秒必爭，因為他在前二十年失去的太多太多，他想儘快尋回以往的損失。況且，一旦獲得了自由，他那種強烈的寫作**，那種蓄積多年極富生活根底的素材全都活了起來。面臨時代大變革，他觸景生情，八面開花，寫作的熱情洶湧澎湃。這個時期，他的小說像雨後春筍一樣接二連三地問世，如《布禮》、《夜的眼》、《春之聲》、《風箏飄帶》……太多太多了。那麼這個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來。其實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裏“掛”在那裏。我承認在家務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個出色的家庭主婦，不會理財，不會精打細算，缺乏領導鍋碗瓢勺和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個修養到家的賢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聽不進一點兒埋怨的話，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時也會大發脾氣。很多人稱讚我是位賢內助，我受寵若驚，不敢當，因為明白自己並非如此。但為了這個家，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寫作，我做了許多“無意義”的事。我喜歡整潔，習慣隨時隨刻把東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有個整齊、衛生、美觀的環境，使生活舒適，工作有條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潔保持不住兩分鐘，常常是邊整理邊受到破壞。書籍本是我家的財富，也是惟一的財富，已經佔滿了十幾個書櫃，加上近幾年來，各地的報刊出版物雪片似的飛來，在我家堆積成山、成災。每天郵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後，分門別類地放好，分清哪些是急需處理的，哪些是有保存價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後，不多功夫再一看，總是大吃一驚：有用和沒用的混在一起，報紙在地上、沙發上、茶几上支成一座座的小帳篷。只要是我交到他手裏的東西，准丟，一來二去我也沒脾氣了。他寫作起來，是有目不能視，有耳不能聞，一切都不管不顧的，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邊再臟、再亂他也看不見。他也曾在環境極為惡劣的情況下寫作過。我們才遷回北京，暫住在北池子市文化局招待所，一間六平方米房子。窗戶外是個公共場所，放一台電視，每天晚上，旅客集中在這裏，電視聲和旅客的說笑聲形成混合交響樂；而我們的住房門前是公共盥洗室，“嘩嘩”的水聲從凌晨到午夜幾無停息。一般的人別說是寫作，就是在那裏停留一會兒也是不肯的。正值烈日炎炎的夏季，王蒙那樣子的確叫汗流浹背了，只好光着膀子埋頭寫作，可形容為赤膊上陣，他的中篇小說《布禮》、短篇小說《夜的眼》……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寫出來的。讓我還說什麼呢?他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時常衣帽不整齊，往往是一個褲腿長，一個褲腿短，而且不知問題發生在哪裏。每每他在臨出家門時，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別在鞋裏的褲角，我若是少說一句話，他就這樣參加活動去了。約好了人來取稿件，或是有客人來時，我送水倒茶，迎來送往，這都沒什麼難的——當然也有照顧不周的時候，對於車水馬龍的生活，對於不速之客，我有時候也實在是應接不暇。另外，我常為家中的混亂感到難為情，感到自己太無能。有時我想，家中有這麼多“亂源”，就是有八個保姆也伺候不過來。為了這個家，為了王蒙能多出成績，我做出了很多犧牲，這個詞兒我不大用，暫且稱“犧牲”吧!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工作，或換一種我最喜歡做的工作，但是沒有，我仍回中學，而且去了比較一般的七十二中學教書。我拒絕接受教高中三年級的課程，那需要把關，我沒那份精力。有時，正批改着作業，忽地想起家裏還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呢!第一次調工資時，不是全部人都可調，我表現出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姿態，在小組會上，說了一堆廢話，目的是謙讓，不要給我調，讓給別人。這樣大大地減輕了校領導的困境，他們求之不得。這樣做，當時在全校大概我是獨一個，在北京市也是數一數二的。這一次錯過了，一錯再錯，在以後的調資過程里，我總比和我情況相同的人低三級。這是活該!誰讓你謙讓呢?你為什麼不去爭?憑良心而論，我並不是雷鋒，當時我在想：我為王蒙做了許多，我的心在王蒙那裏，這邊不論我自己在工作上的功勞有多大，失去多少，也就算了，我一點兒都沒考慮到我自己的得失。1979年6月，我從新疆返回北京后，見到一些朋友，他們很自然地要問：怎麼樣？你們在新疆過得好嗎？我會口若懸河地說一通在那兒生活如何豐富、有趣而且有意義。有一次，一位同學問我：“你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六年，怎麼樣，有什麼收穫？”我說“收穫可大了：第一，王蒙學會了維吾爾語；第二，深入了基層，和維吾爾農民打成一片，交了許多朋友，寫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革'期間我們處於少數民族地區，又是邊陲，那裏簡直是一座避風港，在關鍵時刻，被善良的維吾爾農民保護起來了。如果在北京的話，王蒙恐怕要受到更大的災難……”正說得起勁時，我的同學插話，唐突地問：“我問的是你，是你自己過得怎麼樣？”驀地，我啞言塞語，窘迫得無地自容。像觸電似的，我猛然蘇醒了：原來許多年來，我沒有了我自己。歲月匆匆流逝，我呢？我被歲月吞食了，被歲月淹沒了，被歲月消融了。當然，流逝、消融的歲月，是有它的內容和價值的。常言道：一個成功男人的後面，會有一個後盾型的女人。儘管這句話我不太喜歡聽，自己也從來沒說過一次，但這回破例要引用一回了，因為事實上我充當了這種角色。王蒙總愛說：沒有了我，就沒有他。他說得這般好聽，我聽起來則是習以為常。可我呢？我在哪裏呢？我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夢中，在他的寫作中，在他的一切活動領域中，在他多變的時空中……與其說，我消融在歲月中，不如說是我消融在王蒙的魂靈里。那麼在現實生活里，哪兒會找到我呢？王蒙又說：如果沒有了我，他簡直是寸步難行。這話真是一點兒不假，他這樣一說，我就能想像出沒有我的樣子：稿紙滿天飛，報刊危若累卵一摞老高，衣服不成套，襪子不成雙，寄信找不着地址，打電話找不到號碼，遇事瞎着急。王蒙多次問我：“你是不是認為我是一個白痴？”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我知道真是有許多人尊敬甚至於有點兒崇拜王蒙，可是對於我來說，王蒙永遠是一個需要照顧和寬容得一塌糊塗的獃子。連他過馬路的姿式我都覺得拙笨萬分，幾乎是瞪着眼向急駛而來的車輛走去，害得我連連指導。我不能想像，沒有我的時候他如何能安全地穿過馬路而沒有滾到輪子下面。不僅如此，即使我做了點兒什麼，也不會被承認，我也並不在乎這些——其實我的所作所為，並不是讓人家承認，或肯定什麼。一位有自信心的人，他的自我價值總是客觀地體現着，再說我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只是說生活中有這種現象。目前的事暫不提它，就拿1959年春季來說，那時我才參加工作不久，在一○九中學工作，一次慶祝活動中，我代表教職工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博得大家掌聲。會下，好多人向我說：“你的講演稿真好。那當然了，你家有支筆杆子啊！”我聽了哭笑不得，“啊……啊……”支支吾吾地對付着，因為我沒有必要說明什麼，心裏卻滿不是滋味兒：難道由於我與王蒙在一起，我自己就不存在了嗎？其實那時的人際關係還比較單純，他們就直截了當問我了。現在人家怎麼說，我怎麼能聽得到呢？公平地說，很久很久時間了，我已逐漸地失去了我自己——不是被迫，的確是我自己在收縮，在收縮，以至失去了自己。而且，我是愈來愈不願意談論我自己的經歷、我的童年和我的個人愛好了，這些幾乎都不是我所喜愛的話題。自我和王蒙結婚以來，不由己地，我的心是想着他的，我的目光是看着他的，我做的事是為著他……但我願意這樣做，只要對他的寫作有益，我決不吝惜付出一切代價。其實這也不值得一提，而且我和王蒙從來沒討論過什麼誰付出多寡或誰得到什麼。那本是我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