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學術

費孝通我是1930年從東吳大學轉到燕京大學的。我原來不是搞社會學的，原本想學醫，到了北大，才開始學社會學，這是我學術生命的開端。這個決定是在20歲那年作出的，我不再滿足於僅僅幫助病人治療身體上的疾病這個目標。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其實，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決心不再學醫為一個一個人治病，而要學習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這些想法和魯迅、冰心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在北大讀書時，教我的老師恰恰是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先生，他提出了社會學要中國化的問題，還提出要用人類學的方法來進行實地調查。吳先生的這兩個觀點為中國的社會學開創了一個新的風氣，我受這個影響極大，我後來所走過的道路正是這樣。1980年，組織上給我平了反，決定重建社會學系。這時，我們中國的社會學實際已中斷了27年，我的老師一輩活着的寥若晨星，我自己也70歲了。怎麼辦呢?一門學科可以揮之即去，卻不能喚之即來，一旦中斷後想恢復或重建時，就得從培養人做起。因為科學知識需要積累，需要一代代相傳，沒有這種薪火相傳，人類就沒有今天的文明。所以，當時就決定在大學裏設置社會學系。北京大學為重建社會學貢獻了力量。就在北大社會學系成立之後，我應聘為這個系的兼任教授。1985年，我離開社科院，開始主持了北大的社會學研究站。由於我並不在北大編製之內，所以有時加上名譽兩字，但這絕非挂名，而是實職，因為我有任務，如講課、帶研究生和指導研究工作，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還是為了要在中國重建社會學中貫徹吳文藻先生提出的社會學要中國化的思路。我最喜歡教書，我搞了一輩子教育，我也喜歡別人叫我老師。為什麼呢?我認為學問是一生的事情，學問是立身之本。沒有學問不行，我把學術視作我的生命。咱們中國古人講，要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立”很重要啊!學術正是這“三立”的根本，要以學為本，這是我一生的追求。可以講，我一生都是為了學術，沒有別的東西，我這輩子學術的中心思想就是四個字：志在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