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歷史 唯皇史觀

唯皇史觀認為：一個好皇帝可以改變歷史進程，可以永遠保證國家強盛和百姓安居樂業，封建的皇權專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要進行改變政體，改變生產方式，改變思想觀念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

唯皇史觀當然屬於唯心史觀體系。唯皇史觀是對唯物史觀的反動。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在呼喚民主和法制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在中國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會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無疑是在逆歷史大潮而動，無疑是非常反動的。

歷史小說可以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進行虛構，但這種虛構不是毫無限度的，應該對歷史的真實面目有一定的依賴性。

然而二月河站在唯皇史觀的立場上，任意篡改史實，運用了任意編造、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手法，給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個皇帝的頭上戴上了

“創建文治武功”、

“內聖外王”、

“寬厚仁愛”的光環。其實稍一推敲，這些光環就黯然失色。例如三個皇帝對西北的多次用兵，其實是敗多勝少，是三朝西北邊政大失敗的證明。

例如康熙的開博學鴻儒科，只不過是為網羅前明遺老及全國所有不肯投降的讀書知識分子，是一種統治術而已，對文化發展沒任何貢獻。

乾隆欽定《四庫全書》也只不過是一種文化專制行為，與秦始皇的焚書是異曲同工之舉。

例如雍正根本就沒搞什麼改革。他推行的

“一體當差”，在清初順治時期就已經實行，而他搞的

“攤丁入畝”，只不過是明朝

“量地計丁並為一條”的一條鞭法的翻版而已。至於被二月河着力吹捧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確立，看似是雍正的一項重大改革，其實質是將官吏們貪污、額外加賦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合法化了。

雍正從不承認搞過什麼改革，“改革”是二月河為美化雍正而加在雍正頭上的美譽，史書上曾記過雍正四年，雍正說過這樣一段話：“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之事，皆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還例如乾隆的六次下江南，其目的是鞏固在南方的統治，不但不像二月河所寫的那樣

“為民做主”，反而大肆揮霍銀兩，戕害國力，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實屬禍國殃民。

二月河稱頌三位皇帝人品的故事情節，大多是二月河精心編造的，沒有任何史學研究成果作依據。

二月河的編造違背了封建皇權社會的本質。封建帝王制度漠視人權，不把人當人，戕害着每個人的心靈和肉體，使人變成非人。

這種制度和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腐蝕着皇帝，使皇帝成為非人，異化成喪失人性的暴君。

封建帝王專制制度是產生暴君、暴官和暴民的最優質土壤，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暴君殘害百姓的歷史，所以魯迅說中國歷史

“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暴民是被暴君和暴官催生的產物，他們被逼造反，失敗了就被史官寫成匪，成功了，就成了新的暴君。

這種循環就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規律。循環的動因，乃是君之

“暴”，所以金聖嘆稱之為

“亂自上作”。君之暴源自於制度的本質。專制制度下註定不會有品格高尚的統治者，雞不能生出鴨蛋來。

不殺人，不無恥，不厚黑，不搞陰謀，怎麼能保住皇位呢?劉備曾經很形象地說：“芝蘭在門，不得不鋤。”意思是說：你要想當皇上就只能與真、善、美為敵。

這位蜀國皇帝真是深知為皇之道呀!其實所謂

“明君”與

“昏君”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謂

“好皇帝”與

“壞皇帝”只不過是殺人多少之分而已。所以二月河煞費苦心編造的皇帝的

“愛民”、

“博愛”、

“寬厚”的故事，只能是虛構而已，只能是痴人說夢罷了!1991年6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雍正皇帝》，在上卷的《內容簡介》中吹捧二月河是

“用史筆著文，用文筆立史”。其實讀罷二月河的洋洋洒洒500萬字大作，只能清楚地看到所謂

“史筆”只不過是歪曲篡改歷史之筆，他的

“文筆立史”只不過是用阿諛之筆把最專制最黑暗的康雍乾時代，打扮成最開明最鼎盛的盛世。

二月河採用實用主義手法歪曲、篡改和閹割史料及史學研究成果之處多不勝數，下面僅舉幾例：凡是有損三位皇帝

“高大全”形象的史料，二月河一律不用。例如從康熙開始，到雍正、乾隆時期逐步升級增量的文字獄，二月河卻盡量少談，幾乎將

“真事隱去”。凡是抨擊君主獨裁的進步思想，二月河一律摒棄。例如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康熙大帝》中，被歪曲成一個整日寫詩閑侃的無聊文人，他那

“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名言，二月河佯作不知。而與黃宗羲同時的唐甄，卻被二月河一腳踢到書外，一定是因為唐甄在《潛書》中宣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這不是在和二月河的唯皇史觀唱對台戲嗎?

二月河當然不能容他!凡是不利於烘托康雍乾

“盛世”的重大歷史事件，二月河一律抹去。例如以抗租抗糧為重要內容的農民鬥爭，貫穿於

“盛世”的始終，其中康熙四十六年無錫農民發起的

“租米不還籽粒”的鬥爭以及雍正八年崇明佃農的抗租運動，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但二月河都避而不寫。

凡是皇帝加強皇權專制的史實，都被二月河一律改造成

“改革”的舉措。例如康熙設立南書房和雍正通過密折制和軍機處總領天下庶務，其實是為了抵制和取消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議決權，從而加強皇權專制到了極致。

而二月河在書中卻把這些維護衰落中的封建制，強化對人民的統治的倒退行為進行美化。

凡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史料，二月河一律隱去。研究過清史的二月河一定知道

“盛世”的主要表現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康雍乾三帝的重農抑末政策頑固阻撓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月河對此不但隱而不言，反而讓康熙找了個機會對商人韓春和說：“韓春和，你做了皇商這也不壞，但不要想着只掙中國人的錢，瓷器、茶葉、大黃、當歸這些東西，多收些，向海關上點稅，運出外國一船，能換回半船銀子，這麼好的事，為什麼不幹?不要輕看了經商，士農工商，商在四民之列嘛，春秋時巨商范蠡還做宰相呢!四川巴寡婦聚財有術，祖龍和她平禮相見，鄭國弦高也是商人，不一樣有功社稷?”把一位重農的君王硬寫成重商的皇帝，不但

“韓春和聽得心下暗自佩服，連連答應着”，就是筆者也不能不佩服二月河的良苦用心!

有的評論文章說二月河在胡編，我以為還不準確，應該在

“胡編前面加三個字：“精心地”。凡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二月河一律進行歪曲。

按照二月河的寫作宗旨，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該是皇帝的走狗和奴才，因此他大膽而無恥地把史有定評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也推入走狗和奴才的行列。

例如著名戲劇家孔尚任，到了二月河筆下，成了一心要當穩奴才的蠅營狗苟之輩。

他二十多歲時將《桃花扇》草稿送給康熙的老師伍次友看，伍次友僅是對這劇本的美文大加讚賞，並且答應：“將來面見聖上，我必一力保薦的!”孔尚任大喜，笑着說：“可惜此非經國之策”。

充滿反清懷明思想的《桃花扇》被污衊成鑽營仕途的敲門磚，孔尚任若地下有知，一定會著檄書聲討二月河!

按照史實，孔尚任寫《桃花扇》之前就當了官，《桃花扇》是在他51歲時才寫成，演出后引起康熙的不滿，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罷職回家。

孔尚任不因《桃花扇》得官，反因《桃花扇》丟官。對這一情況，研究過清史的二月河不會不知道。

明知而故歪，用心何其刁也!還有著述宏富的袁枚，原本在乾隆十七年已經不再為官，回家專心於講學和著書，對當時的文壇影響很大，出現了

“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的榮盛局面。二月河蠻橫地把袁枚拉到乾隆三十八年，讓他繼續當官審案，還讓尹繼善對袁說：“我已經給紀曉嵐寫信，薦你赴‘博學鴻儒科’，像你這樣少壯的人選可是鳳毛麟角喲!”同時尹繼善特意提到《銅鼓賦》入選《四庫全書》一事。

《銅鼓賦》是袁枚寫於21歲的舊作，二月河特意提到它入選欽定書籍《四庫全書》，意在說袁枚不過是一位時刻等着舉薦的御用小官僚罷了。

以此降低袁枚作品的思想性及深遠的影響，輕易地將袁枚關心民生疾苦，揭露吏治腐敗的詩文一筆抹煞。

身為中國《紅樓夢》學會河南理事的二月河，當然要寫一寫《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了。

在《乾隆皇帝》一書中的曹雪芹，一出場就給讀者一個

“混飯幫閑的清客”的印象。他在內務府旗務總管、皇親傅恆(後來當了相爺)家中碰到錢度，對錢說：“托六爺福，我在右翼宗學當差，不過混飯吃罷了。萬歲爺賞了傅六爺十二金釵教習歌舞，我來湊趣兒罷了。”他寫《紅樓夢》似乎也是給達官貴人解悶兒，傅恆問他：“如今寫得怎麼樣了!把稿本送過來，我要先睹為快。”曹雪芹趕忙賠笑說：“六爺有命，NFDB1怎麼敢違拗?不過現在這書離寫成還早呢。怡親王那邊要過去了，寫一章拿去抄一章，再送回原稿。六爺要看，只好叫芳卿過去給您抄來。”接着曹雪芹將《紅樓夢》中的詩抄一首送給傅六爺，六爺一高興，就把自己玩弄過的歌女芳卿送給曹雪芹當了妻子。

不久，芳卿懷了身孕。曹雪芹說：“我已經很知足……如今天子聖明以寬為政，我這罪孥之家才能安居樂業。”他知足后還勸乾隆的重臣尹繼善學會鑽營：“謹守是保全一道，進取亦是保全一道。我以為進取比謹守似乎還要好一點。”他還吹捧乾隆

“盛世”：“我在北京也能覺到，如今真是到了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極盛之世。我們這一代人是趕上了。”二月河的那枝把皇帝越畫越美的筆，卻把曹雪芹越描越黑，簡直描成了一個奴化了的小市儈兒。

其實晚年的曹雪芹，雖然已經貧困到

“舉家食粥”的境地，賣畫卻仍然

“非其人，雖重酬不與”，甚至連乾隆的御畫苑的召請，都被拒絕。他挺立着叛逆的傲骨，堅持着不受污染的獨立的人格意識，用他的《紅樓夢》無情地揭露封建皇權專制制度的黑暗與腐朽，熱情地宣揚了民主主義思想，為沒落的人們尋找着精神出路。

《紅樓夢》的主題思想顯然與二月河的頌皇三部曲的主題思想針鋒相對。

也許二月河不甘心思想落後於二百六十多年前的曹雪芹，有意貶低曹雪芹，以求與曹雪芹同水準共高低；也許二月河真的不理解曹雪芹，只能以自己之模樣去度雪芹之形象。

我測不準二月河真正的動機，但從效果上看，他把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糟蹋得實在不成樣子。

二月河的頌皇三部曲出版之後，榮獲了河南省政府優秀文學藝術成果獎和湖北省

“三優”圖書獎，併入圍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還獲得了

“八五”期間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及全國優秀暢銷書獎。這三部書的發行量也大得驚人，估計正版和盜版加在一起，超過百萬冊。

香港明窗出版社和台灣巴比倫出版社相繼推出了中文繁體字本。2002年末，二月河還被光榮地選為中共十六大代表。

這三部書都被改編成了長篇電視連續劇，其中《雍正王朝》和《康熙皇帝》已經與觀眾見了面，《乾隆皇帝》已經拍成，很快也要播放。

前兩部電視劇的收視率很高，伴着電視劇的播放，三部曲又上了一個熱銷高潮。

據有關材料介紹，長江文藝出版社付給二月河巨額版稅，二月河成為中國繼金庸之後，第二位作家富翁。

關於二月河個人的傳記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