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記者“以退為進”

獲知消息的《21世紀經濟報道》第四次派出記者，而為了能參加9月27日在荷蘭村舉行的記者會，記者向甚至採取了“賄賂”手段，送給老朋友邊守捷一箱從廣州帶到瀋陽的荔枝——

《21世紀經濟報道》自然也是在9月23日第一時間獲得了信息。當天是星期一。

編輯部的第一反應是自然是必須“跟進”這條新聞。但是，前文已經交代過，記者本人當時已經調回廣州，報社考慮成本因素，計劃讓北京新聞中心的資深記者王玉虎從北京前往瀋陽出差。

於是，記者將荷蘭村的聯繫方式告訴了王玉虎。結果，當天下午，王玉虎“氣急敗壞”地將電話打回了廣州：他們說，你們那個王玉德凈給我們惹麻煩，你讓他自己來！

荷蘭村方面所講的“惹麻煩”是指：從“張化橋事件”到“楊斌出逃”，記者所做的都是負面報道。

儘管記者對自己報道的客觀性從不懷疑，但是，有哪一家公司不希望媒體只報道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呢？尤其是前兩次採訪，正是楊斌焦頭爛額的時候，記者一路追訪，將《股價雪崩“黑馬富豪”香港遭狙擊歐亞農業竟成“格林柯爾第二”？》和《“楊斌逃跑事件”獨家調查》這樣的題目發表在第一版，而《21世紀經濟報道》的關注度如此之高，企業怎能不生氣？

實際上，記者5次追訪楊斌的過程中，都是硬着頭皮上路的：首先，要先修復與採訪對象破裂的感情；接下來，要再次用犀利的報道風格傷害彼此的感情。

在維護採訪資源與堅持客觀報道之間，記者將永遠處於尷尬的境地。

以《21世紀經濟報道》這樣新銳的媒體而言，為企業故意說好話或者說替企業掩飾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既然這樣，這就意味着記者要以最獨特的手段拿到“猛料”；而拿到獨家的內幕之後，以本報犀利的風格，是決不可能向採訪對象妥協的，這樣就勢必會引起對方的不快乃至仇視；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保持與採訪對象的關係？

畢竟，絕大多數新聞是有連續性的；而傷害了採訪對象，絕大多數情況意味着本次採訪就要成為“一鎚子買賣”。二者的矛盾怎麼處理？

如今，這樣的難題就擺在記者面前。記者的第一反應是：邊守捷不能先通氣了；楊斌也未必會繼續給面子。那麼，找誰獲取信息？

有這樣一個背景需要交代。在採訪“楊斌出逃事件”時，記者與當時荷蘭村負責新聞宣傳的楊楓交上了朋友。出於關懷，記者當時曾經提示楊楓：看來楊斌真的是很危險啊，你也應該早作打算；而當時一心想靠楊斌來投資拍電影的楊楓，也正在為資金的遲遲不能到位而苦惱。

想不到，記者的“好心”斷了自己一條路。10月23日，記者再次聯繫楊楓的時候，他已經辭職離開了荷蘭村。

那麼，還有誰可以聯繫？

好在記者在荷蘭村“根基”不淺，除了楊斌與主管新聞的邊守捷、以及已經走掉的楊楓，記者想到了關山——這位跟隨在楊斌身邊做幕僚的老新聞人。

24日，電話打過去，“關老”果然愛說話：楊總在瀋陽，27日要在荷蘭村召開新聞發佈會！

喜訊！馬上準備出發！

但是26日動身前，關老改口了：還沒有定下來，好像是改日期了。而關山身後的聲音，分明是邊守捷。

管不了那麼多了，先殺過去再說！因為，本報28日就要出報紙，而這樣一條新聞漏掉，將是令人遺憾的信息。

27日上午9：00，記者趕到荷蘭村的時候，關老說自己病了，不方便出來。

只好硬着頭皮再打電話給老朋友兼老對手邊守捷——在記者的每次採訪中，這為謹慎的副總裁都勸記者不要過來，或者希望記者等到“以後再說”。

邊說：我忙得脫不開身啊，要不你先在會客室等一等？

於是，在“王宮”的會客室內，記者認真抽煙，認真等待，直到中午12：00。

其實，這樣的場景早已料到——26日下午在廣州白雲機場，記者買下一小箱新摘的荔枝(大約5公斤吧)，帶上了前往瀋陽的飛機；而此時，接近27日中午的時候，記者在會客室中寫起了便條。大意如下——

邊總：

看來今天上午不能見到您了，我先回去，下午再來。留下我從廣州專程帶來的新鮮水果，請笑納。

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歷史上，曾有過6篇關於楊總及歐亞的報道，題目分別是……其中有4篇是正面的，只有2篇是您認為負面的而我認為是中性的。

作為企業，您希望媒體的報道都是正面的，這一點我非常理解；而作為楊總和您的朋友，我真心希望歐亞儘快能走上正規、儘快擺脫困擾。

但是，作為一名記者，我的報道必須堅持客觀、真實，也請您理解我的苦衷。

王玉德即日

中午12：00的時候，記者再次撥打邊副總裁的手機：“邊總，我先回去了，留了點東西給你，你方便的話下來拿一下。”

“小王啊，你還在啊？”邊顯得很驚訝，“那你上來吧。”

相信這樣的場景大多數記者都經歷過。在最後的一剎那，記者“以退為進”的方法奏效了。

進到邊的辦公室，記者先遞上便條：“你先看這個吧。”

邊接過便條，看着看着就笑了：“你也要理解我啊。”

於是，記者遞上水果。雙方握手言和。

採訪的障礙也由此打開了。邊同意了記者的要求：下午3：00開記者見面會，在“火車站”三樓，到時候我會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