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狗仔隊糾纏我的父母

儘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邊，但仍然有一些人因為我而受到牽連。我從電話里得知，我父母從聖埃蒂安回到倫敦的時候，發現已經有30多個人等在門外準備採訪了。家裏不斷有電話騷擾，而我父母每次打開前門的時候，都會被人用照相機拍照。有的記者甚至乾脆在我家房前的行人路上擺了一張小桌子，他們一邊喝茶喝咖啡，一邊等着我父母出來。

我和維多利亞呆在美國的那段時間，他們一直守在英國的家門口。對我來說，我早已習慣了媒體對我和維多利亞的追蹤報道；可是對我的父母來說，這簡直是一樁新鮮事兒，好像是他們被送去參加了世界盃一樣。這對他們真是一場考驗，但是，因為他們兩人相依相伴，倒也度過了這個難關。直到現在，我父母也沒有告訴我英格蘭隊與阿根廷隊比賽失利后的頭幾天他們是怎麼度過的。也許他們不想讓我知道。

幾天以後，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場進行賽季前的訓練。這樣，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幾小時專心致志地練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隊友們開始在更衣室里開着輕鬆的玩笑，他們都知道我正在與所發生的一切進行抗爭，而在這種情況下，球員們總是會互相支持。我很高興又回到了這裏和他們一起踢球。這也能讓我在爸爸媽媽面前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樣子，他們跟着我吃夠了苦頭，我不想讓他們再看見我內心真實的不安。警察建議我父母陪着我一起來曼徹斯特訓練，因為他們認為我一個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裏不安全。我爸爸於是每天開車送我去克利夫訓練，訓練完以後再來接我回家。我沒有要求他們這樣做，事實上，我還想讓他們外出度假放鬆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覺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輕鬆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難理解我在那年世界盃以後的頭幾個月是怎麼熬過來的。除非親身體驗，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難想像我過的日子。從美國回來幾天以後，戴夫•加德納和我在訓練以後一起去曼徹斯特市中心吃午飯。我們去了一家叫“客廳”的餐廳。往常，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廳，我們經常去，因為那兒的人們雖然都認識我們，但是都禮貌地不打擾我們，讓我們自在地進餐。然而，那天下午，當我和戴夫走進餐廳的時候，就好像美國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錯了酒吧一樣，那裏的人們都轉過身來，目光如利劍一般地盯着我們。這不禁讓我們毛骨悚然。我們趕緊逃到一個角落裏，埋着頭看着菜單。“我再也不和你一塊兒出來了，老兄，”戴夫小聲對我說道，“我還想多活幾年。”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們一直都在開着玩笑，說我們要不要在外出的時候穿上防彈衣，並且戴上頭盔。在緊張的壓力之下，你必須得找點兒樂子放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