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該有的自信――代前言?

“展望二十一世紀華文文學”這樣的大題目是最難做的。至少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學、法文文學或是阿拉伯文文學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結論肯定不會相同。關於文學的發展有很多極為複雜的原因和動力，這被許多理論家分析過，也有過許多完全不同的結論。在眾說紛紜的原因當中，只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學的發展和一種人為確定的時間界限是無關的。人們對於不同時代文學的劃分，是一種向後看的結果，它最大的理由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在用“世紀”劃分年代之前，這個世界上早已經創造出了許多種文字和口頭記錄的偉大文學。這些文學都和“世紀”無關。我們使用象形的方塊字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所謂“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後的數千年裏，方塊字的文學發展和“世紀”根本無關。屈原、李白、關漢卿、蒲松齡、曹雪芹們，也都根本沒有“世紀”這樣的時間觀念。可這並不妨礙他們創造出最傑出的文學。相比之下，華文文學和“世紀”無法避免地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時間不長，從嚴復、林紓的時代算起，總共才一百年多一點。但是，這一百多年是方塊字的文學變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多年裏，我們先是被別人用堅船利炮逼迫着改變自己，接着又用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改變自己。這一百多年，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急於改變自己。於是，我們不但改變了自己的時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空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價值倫理觀念，也改變了自己的審美觀念，我們是從裏到外地改變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國”。家園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園。方塊字的文學也永無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經熟悉的模樣。在這場巨大變化的背後隱藏了一個普遍的危機：那就是當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時，人們的內心卻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窄，在那個別人給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標準之外，幾乎別無一物。惟一擔心的是自己為什麼不像別人？自己為什麼不是別人？自己怎麼樣才能變成別人？這幾乎是一場毫不猶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評家薩義德，把這個過程叫做西方對於東方的“東方化”。而我寧願把外在的殖民、別人的“東方化”之後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報》之邀來到馬來西亞，參加“花蹤文學獎”的評獎活動，並在檳城、新山等地做過演講。第二年，我發現我在馬來西亞的演講被人引入一場爭論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漢學家提問說，李銳在馬來西亞曾經說過：“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亞更偉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這種說法嗎？”提問的人提到的“李銳說過”是一個縮寫和簡化的“說過”。當時報紙上有關的報導我也看過。我記得提到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時候，我的原意是說，他們之中一個是在一場文藝復興運動的大背景下產生，而另一個只是在黑暗中憑着良知做出的孤獨探索。他以一個孤獨者的良知和才華，同樣表達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載的慈悲情懷。他們都寫出了偉大的作品，但是那個孤獨者的探索更顯得可貴、偉大。在我的講話里並沒有誰比誰“更偉大”這樣的簡單判斷，我所強調的是他們截然不同的歷史處境。在我看來，說李白比杜甫更偉大，或者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同樣是沒有意義的。那都已經不是以審美的態度來看文學。在這裏，報導者或引用者是否簡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談的問題。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準確的判斷，任何一張報紙在做有關報導的時候，都會對事件做一番選擇和簡化，哪怕只是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須縮寫和簡化。我之所以特別在這裏引用這個例子，是因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種複雜的心態。如果對馬來西亞華人、華文的歷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的講話變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那是一個長期受到壓抑、歧視、排擠、剝奪的人群，在情感和語言上的直接反抗。這種反抗帶有它充分的道義、情感的合理性，與此同時，卻也附帶了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希望用簡單的否定來填滿那個不平等的深淵。這在所謂發展中國家，在有過被殖民歷史的地區，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反過來，這個缺陷立即被簡單地本質化成為“極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狂熱”等等罪名，變成對所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指責。所謂“民族主義”的簡單指責，已經成為掩蓋壓迫和剝奪、掩蓋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經成為一切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原罪”。而這樣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在所謂發達國家，在有過殖民歷史的國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這樣兩種思維方式來對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亞，引出的爭論必然是如此這般：“你竟然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還偉大？你顯然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顯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義！”“你說莎士比亞永遠是最偉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範，無非是在頑固地堅持殖民主義的文化立場！顯然是個歐洲中心主義者！”這樣的相互簡化，離真實和理性越來越遠，離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來越遠。這種理直氣壯的爭論，幾乎是立刻就把文學淹沒在意識形態的政治判斷之中。儘管我知道如今國際流行的文化氣候是“政治正確”，但在我看來，文學要表達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東西，文學要比政治寬廣得多！一個中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和一個英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她們的痛苦是同樣的，這用不着事先選擇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因此，在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判斷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亞深刻表達的生命悲劇同樣是文學，同樣是偉大的藝術，這才是文學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不同語種的文學所創造出來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關於“歐洲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美國文化中心”的判斷都是一種歷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種為了某種權力和利益而製造出來的神話。我知道，我這樣講文學、文化的平等是一種理想的想像。而理想這種東西幾乎從來就沒有人看到過。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上，人們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剝奪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別人的壓迫。但是，在有所謂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主義之前，偉大的文學不是早已經存在了嗎？在所有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主義橫行的同時，人們不是也一直在創造着偉大的文學和藝術嗎？難道在所謂的“歐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義”之外，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真的就沒有任何另外的意義？被人剝奪、被人壓迫、被人不平等地對待，已經是一種極大的不幸，為什麼還要用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學，為什麼還要因為別人的壓迫而詆毀最可寶貴的生命表達？最可悲的是，為什麼還要把別人世世代代的剝奪和歧視，內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斷尺度？用人世間壓迫、剝奪的尺度，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劃分優劣和等級，豈不是對文學、對人類最大的諷刺？不錯，古往今來，文學的存在從來就沒有減少過哪怕一絲一毫的人間苦難。可文學的存在卻一直在證明着剝奪、壓迫的殘忍，一直在證明着被苦難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貴，一直在證明着人所帶給自己的種種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證明着生命本該享有的幸福和自由。我們也許無法預測二十一世紀的文學走向，但我們卻可以相信文學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這無數努力所得出的結果，不管它是華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馬來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種我們並不熟悉的語言文字所寫成的，它首先應當是我們都深愛的“文學”。這是所有寫作者本來該有的自信。2001年8月25日寫10月5日改定於山西太原（本文是筆者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2001年12月8日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所撰寫的演講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