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1)

實際上，這樣的爭論是中國媒體在度過難熬的20世紀后，在世紀之交發出的義利之辯。義者，社會公義也，利者，一己私利也。所辯者，其實是我們應當遵守的義利原則。迄今，這樣的辯論還沒有打上理性的句號。兩個中國的局面，還在僵持着，兩種選擇卻已不再那麼涇渭分明。少數人在考慮另外的選擇，在貼近現實的道路上，我們看到了“第三條道路”。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我跟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借來的一種並不新鮮的說法。早在冷戰期間，就有許多人把社會民主主義視為第三條道路，以示既不站在美國的市場自由主義一邊，也不屬於蘇聯的**一邊。亞洲金融危機頂峰后，這個一度銷聲匿跡的術語再度現身，因為危機過後，右翼思想對政治的影響已經式微，保守主義也在節節敗退。我把第三條道路這個術語引用到傳媒中，指稱的是這樣一種報道趨向：不倡導揭黑扒糞，也不倡導傍大款，它倡導的是一種進步主義的新聞價值觀，它希望用理性建設性的思維，報道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進步和變化。它不為哪個階層代言，着力維護的是公眾利益，最好的期待是在每篇報道中都能找到公平和效率的黃金分割點。就把關者而言，他希望讀者能從整體上感覺到，他們的媒體是一份有責任感的關注中國趨向的媒體，無論他們的報道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一般而言，他們希望他們的報道是中性的，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負面。即便是後者，也不願意地方官員感覺到破壞性，同時也不希望給讀者留下關注民生的印象。他們希望能把更多的靈魂送進天堂，而不願將更多的靈魂拯救出地獄。總之，他們願意自己是個建設者，佈道者，而不是鬥士。或者可以借用改良主義一詞，來概述他們模糊的但已在探索中顯露脈絡的新聞觀念。我不知道業界同人是否認同我的雜亂無章的概括，但我固執地認為，我們在偶然的零碎的嘗試中，業已不自覺地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因為，在政治、經濟、新聞、讀者諸多元素中，它能構築一條比較平衡的生態鏈。這是一種基於現實的選擇。當然，當下能將這種選擇付諸實踐的，一般是雜誌和形態上類似雜誌的周報。雜誌因為它與生俱來的全國性，以及它與社會改革和社會精英的密切關係，使得它更容易在公共領域發生影響。21世紀之後，中國迅速生成的新聞類雜誌和具有雜誌形態的經濟類周報，是我們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內生動力。再者，雜誌重現象輕信息的一般性特點，也為我們走“第三條道路”，在微觀的新聞操作層面，提供了可能，我們可以不在具體的個案報道上下工夫，不追求爆炸性新聞，而是希望抓住社會發展過程中燭射新趨向的新聞事件或者社會現象。我以為，與其將第三條道路視為一種新聞觀，不如將之當作新聞方法論之一種。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將之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就方法論而言，我總覺得它是一種比沒有辦法要好的最糟糕的辦法。一開始，走上這條路，有很多無奈。因為暴光，記者們受到太多的冷眼。南方周末的記者，在一些地區被視為瘟神，南方周末擅長法制報道的記者郭國松，有過被警方追蹤的經歷。2002年元宵節，我和鄧科，為一樁賄選案，不得不在深夜1點包了一輛出租車，翻越冰雪皚皚的呂梁山，想想那陡峭的山谷，形單影隻的車輛，至今都覺得后怕。不單單政治層面上有很多繞不過的檻，開始介入傳媒的資本也不願意你這樣做，他們要求的是媒體產業的回報。一個所謂著名媒體專家關於傳煤是“最後一塊蛋糕”的高論，讓新千年後無數閑置的資本心動不已。資本介入后，媒體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媒體是幹什麼的？記者是幹什麼的？常識沒有了。在投資人和報社領導眼中，記者就是為他們掙錢的員工，和所有的企業沒有什麼兩樣。但是，2001年後很多新聞人已經不願意純粹把記者當作商業性企業的員工了。傍大款，不但使記者這個職業的榮譽感蕩然無存，也使得一些青年的新聞人感到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