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國”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住在北京市一個名為甘露園的小區內，一個四環之外隸屬於朝陽的社區。社員多為北京原住民，譬如被拆字攆出四合院的老北京。這是一個中等水平的社區，既有月租金1500元左右的小套出租房，也有幾十塊錢一個小時的網球場。甘露園的北門，是一個新富聚居的雙語社區，英語在這裏擁有和漢語同等的主流地位。有個早晨，我與一個朋友路過社區大門，禁不住稱讚了保安的貝雷帽。他說，你還沒有見過裏面停放的車，我疑惑地看着他。“車子裏的飾物和掛件，都是當下最流行的，”他有力地一揮手，“你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絲毫都不懷疑這個乍聽之下有些刺耳的話，在這個據稱每平方米賣到10000元的富人社區，我沒有見過的東西何止是掛件飾物呢。甘露園的南門，是北京一線地鐵的終點站，距東南出口不足50米，是一個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都市流浪村莊”，“村民”多為由安徽等省流入北京的農民，或者下崗后無業可就的小城鎮居民。夏天，由一個個平房搭建而成的村莊裏，堆放無序的垃圾，散發出刺鼻的異味。我曾去那裏看望過幾個農村表弟，無工可打的他們，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一些展覽區練地攤，同時和城管人員打游擊，晚上聚集在月租100餘元的舊房裏玩牌，或者賭小錢，看黃色錄象。2003年春天，全國“兩會”期間，我在遷出半年後返回甘露園。四星級的華潤飯店緊挨着甘露園的東門，我要去採訪下榻在那裏的一大批全國政協委員，諸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第一個步入省部級高官行列的重慶私營企業主尹明善。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兩會”上的言論，被視為住在“舊房子裏的人”的新福音。中國學者用“舊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他們說，中國的改革是在舊房子不動的情況下蓋新房子。承擔了建房成本原來住在舊房裏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夠住進新房子的，他們中的大部分還依舊住在已經不堪風雨的舊房子裏，連維修成本也失去了。在我的眼中，甘露園周圍的景象，是一幅再現中國改革暫時結果的真實畫卷，凸顯貧富分化的甘露園南北兩個社區，對應的就是兩個中國：一個改革中凸顯效率的欣欣向榮的中國，一個轉型中顯失公平的隱憂重重的中國。離甘露園不遠處，寄居着一個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俄羅斯記者：俄羅斯《勞動報》駐華首席記者蒲力。一次聊天的時候，我跟他說：無論你看得多麼仔細，如果你看到的僅僅是甘露園的南門或者北門，那麼你對中國的認識，一定是偏頗的。為什麼一些外國人唱衰中國，不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因為他單純地觀察了“南門”，為什麼一些外國人生髮“中國威脅論”，因為他片面地窺探了“北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