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丁玲(2)
如果沒有偶然出現的“魯迅誤會”事件,也許就沒有必要考證沈、胡、丁相識的具體時間。按照沈從文在《記丁玲女士》中的記述,在胡也頻帶丁玲來看他之後大約五天左右,丁玲就獨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經陷入情網的胡也頻,無法擺脫對她的熱戀,也匆匆趕往湖南。“魯迅誤會”就發生在這一時期。1925年4月30日,魯迅收到了丁玲的來信,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得丁玲信。在同一天的日記里,魯迅還寫道:有麟來。就是這位荊有麟,17年後,以“艾雲”的筆名發表了回憶文章,談到他記憶中的這件往事。1925年——即民國14年的冬天,有一天,魯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說:一個女子在現社會上怎樣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但還是無出路。想要求魯迅先生代她設法弄個吃飯的地方,哪怕是報館或書店印刷工人職位都可以。(《魯迅所關懷的丁玲》)艾雲回憶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時間與魯迅的日記不符,應以後者為準。丁玲回憶自己當時給魯迅寫信的情況。那時,她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摯友王劍虹的英年夭折,給她的精神打擊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於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魯迅,便寫信前去求助。我怎樣辦呢?我的人生道路,我這一生總得做一番事業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將何以為生呢?難道我能靠母親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嗎?我實在苦悶極了!在苦悶中,我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我應該朝着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盞飄忽的小燈走過去,我應該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想來想去,只有求助於我深信指引我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會對我伸出手的。於是我帶着無邊的勇氣和希望,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細細坦白詳盡的陳述了一番,這就是《魯迅日記》1925年4月30日記的“得丁玲信”。(《魯迅先生於我》)魯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對荊有麟說,他並不認識這樣的一個人,也沒聽說過。那時候,魯迅正在與人論戰,經常收到各種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幫忙打聽丁玲此人。在魯迅先生說過這話以後的次一天晚上,孫伏園就來報告消息了。說:豈明先生那裏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芸芸。(沈從文當時名休芸芸。曾有稿給周豈明看,故豈明記得他的字。)於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說:不要又是什麼琴心女士與歐陽蘭的玩意罷。於是魯迅先生認為:丁玲即休芸芸,所謂找事云云,不過是開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復了。(《魯迅所關懷的丁玲》)丁玲關於此事的說法,與荊有麟有所不同:“我聽人說,魯迅收到我信的時候,荊有麟正在他的身邊。荊有麟說,這信是沈從文化名寫的,他一眼就認得出這是沈從文的筆跡,沈從文的稿子都是用鋼筆尖在布紋紙上寫的這種蠅頭小楷。”(《魯迅先生於我》)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時北京曾發生男子以女人名字發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學學生歐陽蘭,所以,魯迅對所認為的沈從文假冒丁玲女士的名義給自己寫信極為生氣。正在此時,又發生胡也頻自稱是“丁玲的弟弟”來拜訪魯迅的插曲。沈從文回憶過胡也頻稱自己為“丁玲的弟弟”的情況。當時,胡聽說丁玲剛剛死去一個弟弟,熱戀中的胡也頻,便願意將自己當作她的弟弟。在與丁玲一見鍾情后,他便請公寓的夥計送去一大把黃玫瑰,並且在花上夾了一個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一天,胡也頻也來拜訪魯迅。丁玲這樣回憶:胡也頻告訴我,我離北京后不久,他去看魯迅。原來他和荊有麟、項拙三個人在《京報》編輯《民眾文藝周刊》,曾去過魯迅家,見過兩三次面。這一天,他又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他只得沒趣的離開,以後就沒有去他家了。在此之後,魯迅在給友人錢玄同的兩封信中,先後對沈從文作了諷刺和挖苦。7月12日在錢玄同等人編輯的《京報》附刊《國語周刊》上,沈從文發表了一首用家鄉土語寫的詩《鄉間的夏》。魯迅當天在信中對錢說:“這一期《國語周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芸芸,他現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7月20日,魯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頻的來訪、沈從文的詩,又在信中涉及沈從文:“且夫‘孥孥阿文’,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之惡德,而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為阿文手筆,則又有一人扮作該女人之弟來訪,以證明實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數人‘狼狽而為其奸’之概矣。總之此輩之於著作,大抵意在胡亂鬧鬧,無誠實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張起電氣網,與歐陽公歸於一類也耳矣。”年輕的沈從文,剛剛開始走向文學之路,因為丁玲的一封信,因為兩人的筆跡的相似,就這樣在一無所知,莫名其妙的情況下,捲入了這個文壇的誤會、糾葛之中,受到一位文壇偉人的鄙視和指責。在記錄和回憶中,不同的人都證實發生過這種事,但具體細節卻各有不同,特別是丁玲說過:“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還不認識胡也頻,更不認識沈從文。”這就引發出了丁玲和胡也頻、沈從文究竟是在何時認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