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跪着跟你求婚的

1998年，我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那時候，我的愛情信條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我的前夫叫趙睿，我們在一次Party上認識，他是一家跨國公司的華東區經理，畢業於國內最好的大學，碩士。可是他決定去法國留學，放棄五位數的月薪。法國，很浪漫的國家，我想。他走的時候，我們在莫里哀路散步。莫里哀路是以前的路名，早就消失了半個世紀，就像早就消失的那些石皮格子路、七十二家房客一樣。那條路現在的名字不重要，趙睿是學歷史的，他覺得上海還是應該恢復從前那些充滿人文氣息的路名。所以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天，每晚都在上海散步，他告訴我很多老上海的風景、也為那些路重新取了名字，我們一起散步的那條路，被取名莫里哀路。我送他走的時候，記不清楚是不是特別傷感。我們開始通信，很纏綿，那時候，好像剛剛有了E-mail這件事情，我一定還不會。好在厚厚的信紙也很配襯我的愛情理念。法國沒有信件超重這個概念，所以每封信都很長，越來越長，飽滿得撐破了信封的一角。我沒有想過也許這僅僅是因為我是唯一一個可以和他說中文的人，哪怕是在紙上。這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愛情。一個春天的晚上，他在電話里跟我求婚。我說：你都沒有下跪，我怎麼能嫁給你？他說：你不知道嗎？我是跪着給你打電話的？於是，為了這個幽默的瞬間，我答應了。當然不能少了結婚信物，他讓我去機場等他的一個朋友，他說那個人會給我一個大驚喜。我在機場等了半個小時，出來的卻是趙睿。他說：我實在想不出比自己更好的禮物了。八天後，我們結婚了。第九天的夜裏，我們在莫里哀路散步到深夜。第十天，他回了巴黎。很快我的人生就會發生改變，而改變對於年輕人，總是歡喜大過驚憂。換了今天，我就會仔細權衡改變的利弊，斤斤計較可能的得失。一年以後，對了，整整一年的話題是千禧年。我在網上查了很多關於巴黎千禧年的計劃，坐上了法航的班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