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2)

儘管我們身在瑞士，但是母親患病的消息還是傳揚了出去，狗仔隊又開始出現在我們身旁。這就是雖然醫生並沒有告誡不能到外面去，母親也從不踏出家門一步的原因。狗仔隊們試圖通過籬笆，偷拍到母親在花園散步的鏡頭。他們甚至租了架直升飛機，不時從我們房子上空掠過，試圖拍攝到母親。第一次，他們成功了，我們不得不退回到房子裏面。這件事情激怒了母親。她每天在花園裏20分鐘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鮮的空氣、鄉村的味道、牛鈴聲、樹木在微風中搖晃、陽光透過樹枝穿破下午的薄霧，都是她所喜愛的。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樹木對我說哪幾棵明年應該修剪。“這棵樹未來幾年應該長得不錯，不過那些比較高大的杉樹需要修剪一下，否則那些較長的樹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這些樹木都有上百年歷史了，需要經常進行維護。以後的幾個月裏，我遵從她的建議，很努力地維護這些樹木，這使我感到離她是那麼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這個家中一樣，這個家，對於她來說意味着許多。晚飯後，我扶她上樓，談起了康復的問題。我在最後兩個月讀了許多有關精神康復和生存意志的書籍。因此我也意識到，對於母親來說，選擇堅強地生存下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命運能夠擊垮她嗎？我懷疑這一點。也許不能。但是本來內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許因為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的所見所聞而愈發增加了內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經目睹年輕人們，她的朋友因為反抗德國佔領軍而被拉到阿納姆的街頭執行死刑。50年後，她同樣在目睹着這樣的不公平和痛苦，這種不公平和痛苦就發生在這個曾經發誓不會讓它們重演的世界上。因此，我曾經要求她為了我們，為了我們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說:“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頂端和下層重新連接起來而已。”她的評論多麼的有意義。頂端和下層的隔閡有多長？是不是她胃裏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內心與現實掙扎在身體上的反映？1月20日是個普通的日子。由於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後兩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幾分鐘。在這天之前，麻醉師對她用了嗎啡。我問為什麼，醫生回答說，以她目前的狀況，不能確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藥是否有用，因此必須保證她不痛苦。我幾乎是機械地問道:“有任何副作用嗎？”他直視着我的眼睛說，這可能再次縮短她的生命24小時左右。我走進她的房間。我們都知道，母親就要離開我們了。周圍一切都是安靜的。一束溫和的金黃色的陽光照進來。我低頭看着她。她是那麼平靜安詳，以致我忘記了她是個病人。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時分，她醒了過來，躺在床上，看着遠處。我問她想要什麼和感覺如何，有沒有什麼想說的。我問她想念外婆嗎？她沒有回答。一會兒，我問她有沒有什麼遺憾的。她說：“沒有，我沒有遺憾，……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這是她再次睡去前，說的最後的話。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覺到了什麼。突然間有了這種感覺。我知道在那個時刻我應該做什麼。我坐在她床旁邊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對她說我有多麼愛她。就在這張床上，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曾經在母親的懷裏度過夜晚。這張床曾經讓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後，我感到這張床是那麼的小，沒有了母親，它是那麼的沒有意義。我告訴她，我知道她是多麼愛我們，我也知道現在她不想延長這種愛了。我們也不想了。我輕聲說，如果她準備好了，就應該離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臉頰，讓她感覺到我的淚水的溫度。我覺得，她在某個地方還能聽到我。我吻她，告訴她，那個小男孩將永遠陪伴着她。她曾經談到過“那些人”。我們不知道她什麼意思。她說那些人就在那兒等着她。她形容說，“那些人”是些阿門教派的教徒，他們在田野中靜靜地等待。當我們讓她解釋的時候，她總是溫柔地回答說：“你們不會懂的，也許以後你們會懂。”她對另一個世界有着很強的感覺，她並不害怕。我們曾經談起過她的死亡，談起過我們的恐懼、憤怒和希望。她告訴我們說，不要生氣，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我站起來，愛撫她的額頭，告訴她我將很快回來。恍惚中，我下了樓叫牧師。第一聲振鈴后他就接了電話。他說聽到我的聲音很高興又很難過，他一直在等我的電話。這位牧師80多歲了，33年前就給我施過洗禮。生與死都由同一個人來演繹，我感覺我漂浮在現實和天空之間。他說將在4點鐘到達。我說了聲謝謝。我穿過村莊來到墓地。冬天的寒風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現在我的生命是多麼痛苦。她曾經告訴過我，因為我弟弟的緣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們沒有一個地點去看望她。她曾經提到過朱拉山的靜謐景象。朱拉山是我們房子後面的一座不高的山，裏面掩藏着的一條山谷里居住着一群與世隔離的避世主義者。他們只希望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並且捍衛這種獨立，這是一個不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種族。我在推門的時候，冰冷的鐵門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後面，有一棵可愛的小樹靠着公墓的牆。儘管現在還是冬天，我還是能夠想像得出春天枝頭開滿鮮花的景象。這裏是這片緩坡的最高點。我看着這裏的景色，感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