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家的家(2)

母親被推進了手術室，我們又開始了一次等待。手術開始還不到一個小時，醫生就把我們叫進了緊挨着手術室的手術準備室。他告訴我們，癌細胞繁殖得非常快，現在他已經無能為力，手術不能進行，他只能將母親的刀口縫合。他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母親沒有多少時間了。當這些話從醫生的口中說出的時候，我們感覺似乎時間都停止了。羅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個人啊。”我能夠感覺到內心的抽搐，但是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母親應該已經從麻醉中醒過來了。我做了一個深呼吸，推開了特別病房的門。她看起來很平靜，母親從來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經受不必要的痛苦，我們曾經有過約定，必要的時候會選擇安樂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邊，她看着我，微笑，告訴我剛剛有幾個瘋狂的婦女來過，她們把母親搖醒之後問她是否參加了總統大選的投票，那時候克林頓已經成為新一任的美國總統。母親告訴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國公民，並沒有選舉權。後來一個醫生講師帶着他的學生也來了，他們吵醒了母親，一群年輕的未來醫生還對母親的刀口指指點點。醫院對於母親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安心養病的地方了，甚至連安靜都沒辦法給她。聽完母親的訴說，我感覺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過我知道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平靜下來之後，我把醫生告訴我們的話都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后顯得很平靜，只是說：“有點讓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來是如此的渺小。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天就是母親去世的日子。我們一起平靜地坐在那間特別病房裏，手握着手，誰都沒有說話，但心裏想着同樣一個問題。也許現代醫學能夠提供最好的幫助就是：及早檢查及早診斷。這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給我們的時間，而不是突然得知深愛的人逝去時的震驚和悲痛。所有人的情緒都跌入最低點，接下來的兩個月是痛苦的，同時也是幸福的。我們不再等待什麼了，我們也沒有任何的疑慮或者苦悶。我們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間的愛表達出來，每一天都顯得那麼寶貴，我們全情地付出，也許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後一天了。我們在瑞士的家庭醫生經常說：“如果你活得快樂，那麼你也會死得安詳。”這兩點母親都做到了。我們回到了康妮的家，幾星期後，母親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紀梵希送來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飛機送我們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親一生中都不喜歡炫耀，這種高調的生活方式從來沒有在我們身上發生過，其實母親完全有能力也購買一架私人飛機，但是她從來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不管如何，這次飛行讓我們很興奮，因為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母親出院之後我們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過聖誕節，但是如何帶着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際旅行讓我們頭疼。當我把休伯特的建議告訴母親時，她的眼睛裏滿是喜悅和感激的淚花。她催促我給休伯特打電話，我撥通了電話，把話筒交給母親，她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法語不停地說著：“休伯特，我太感動了。”掛上電話之後母親興奮得就像個孩子，也許是休伯特的話令她難以置信。“他對我說，在他生命中，我意味着全部。”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