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2)

在這裏，不能不提到1922年4月，以蔡元培為首發表的政治宣言，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簽名者共16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朱經農、張慰慈、高一涵、徐寶璜、王征、丁文江、胡適。在16人中北京大學佔11人，可視為自由主義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發表之初，曾影響當世，後來成立的王寵惠內閣即被稱為“好人政府”。但是他們的努力最後失敗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國惡勢力強大，沒有民主基礎，即使好人政府也難敵之；中國民眾覺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強，僅有一些知識分子難成氣候；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見實際上並不統一，後來發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興起的好人參加政府，時間不長又演變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動，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張。在他看來，不論好人參加政府，還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義者的理念體現。雖然這次好人政府的行動並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義”，“好政府”要有兩個涵義卻有着深遠價值。這兩個涵義是：“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還強調“好政府”要有三個原則：一是一個“憲政的政府”，“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二是一個“公開的政府”，“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三是“有計劃的政治”，這種“計劃是效率的源頭”。當然這種“好政府主義”，從理論上來說，主要是針對無政府主義，從實際上來說，是針對北洋軍閥這個壞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學的一批知識分子改良社會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顯然帶有自由主義色彩。據《胡適的日記》載，在1922年5月11日胡適擬撰出《我們的政治主張》后，“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請幾個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贊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於次日，約會者均在蔡元培家開會商議，“他們都贊成了，都列名做提議人”。從這裏可見，蔡在《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稱他為領袖人物是名副其實的，當然稱胡適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在這裏，我們還需指出，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是蔡元培開創和奠定的，而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繼任者是認可這個傳統和繼承了這個傳統的。可以說從1917年至1949年這個歷史時期所一以貫之的，正是自由主義傳統。下面恕我再引用這幾位繼任者的言論，來說明他們在堅持自由主義傳統方面所作的努力。蔣夢麟1919年任北大總務長，1923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長。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主張。他指出：“本校屢經風潮，至今猶能巍然獨有，決非偶然之事。……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上，作激烈的辯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已屢經試驗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蔣夢麟不愧為蔡之得意門生，從這番話中不難看出是得真傳的。故蔣對接續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是有他的功勞的。胡適的一生精力，可以說絕大部分時間都貢獻給了北京大學：於1917年回國后，就深得校長蔡先生的賞識和信任，並委以重任，成為一直是有職有權的人物。頭年是哲學研究所主任，次年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務長，翌年轉為正式教務長；1922年成立國學研究所，就任編輯部主任，主編《國學季刊》，併兼校務委員等職。先後任過哲學、外國文學、英國文學、教育、中文等五個系的主任；1931年出任文學院長；1946年擔當校長，直到1948年底止。可見胡適在北京大學的作用和影響，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遠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衍化為一種與保守主義、激進主義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響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說胡適不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遠流長者成為自由主義傳統者，又非北京大學莫屬了。傅斯年在抗戰勝利後代理北京大學校長，雖然前後只有一年，但是從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論主政北大，還是執長台大，其言論和實踐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傅在論及大學的良好學風時，歸結了四句話：“寬博的胸懷，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疾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他又強調：“這個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民的心愿。”在這裏，他認為：“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要求得科學進步和學術發展，必須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學進步和學術發展之前提條件。文章到此，本該結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第一代佈道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他是首先發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呼喊的第一人，顯然應視為開中國自由主義先河的人物。早在1903年即將英國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翻譯出版，他在“譯凡例”中宣稱：“須知言論自由，只是平實在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實，雖出自仇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為自由。”在嚴復看來，“自由者，各盡天賦之能事，而自承之功過者也”。“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後則有自由之權；合自主之權，於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這裏顯然指明，有了天賦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會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沒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難以實現；沒有思想自由，學術難以“黜偽存真”。寫到這裏，我又覺得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應該上溯到嚴復，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肯定對北京大學有着重要的啟導意義及其作用。當然，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