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具張力的《少年查必良傷人事件》

文／曹文軒

一部《少年查必良傷人事件》看罷，心情變得複雜而苦澀。這部小說理應得到注意，若不是這樣，就埋沒了一部寫得不錯的小說，更是埋沒了一個人才。但我對這部小說處理生活的方式卻又有些看法。現在，我將我的全部感受一併寫在這篇序里，供李海洋參考，也供讀者參考。

在閱讀這部小說時，我又一次遭遇到了閱讀的激情。我是事先知道作者的背景的。我對在這樣一個年紀上的人就寫出這樣一部有模有樣的小說，感到驚奇。

近來，不少人對這些“80年代后”的寫手頗多微詞。倘若是針對他們的寫作態度與作品中所散發出來的人生態度與其商榷甚至給予嚴厲批評，我覺得這都沒有問題。在這些方面，即使是那些大師不也時常被我們質疑嗎？何況是還在成長中的他們呢！但若對他們的寫作也不服氣--不僅不服氣，還不屑一顧，認為這些文本毫無說道之處，純粹是社會發神經，是商家所為，是讀者的無知，那我就不敢苟同了。你必須想到他們的寫作年齡。你不能拿衡量托爾斯泰、魯迅、蒲寧、沈從文這些人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其實，人們在讚揚他們時也沒有將這些少年與那些大師混一塊兒說的，而是就他們的年紀與他們作品的水平說的。這些年媒體老愛做他們的文章，有事沒事就燒一把火，沒有必要；而現在又有那麼多人視他們為洪水猛獸、跳梁的小混混，要去貶他們，也沒有必要；棒喝與追打，就更成問題了。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少年熱愛寫作，且能寫出這樣多這樣好的文章來，無論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我們是不是也該在看過他們的文章之後，問一問自己在他們那麼大一點年紀上時，又是如何寫文章的，又寫了一些什麼樣的文章。我不敢說別人，我只說自己。我在他們那麼大時，已經是一個在寫文章上很被老師看好的人了。但今天翻開當年那些所謂的文章，一邊看着一邊想着今天這幫少年寫手所寫的文字，我大概是除了羞愧，還是羞愧了。單詞的匱乏，意象的蒼白，聯想的笨拙，敘述的獃滯，思想的簡單與僵直，會使我對那個讓我變成傻瓜的時代大光其火。

讀了李海洋的小說，你不服氣不行。即使拿它與當下我們一些頗有一些名氣的成人作家的作品比，我看，它也是說得過去的。

這些年讀了不少少年寫手的文章，對他們的寫作路數，心中比較有數。今天再看到李海洋的小說時，就覺得他的小說好像有與眾不同的東西。他的小說有一定的質感，不虛，不飄。留給我這個印象，是因為他的小說不僅僅只有語言上的功夫，還有另外一些可能高於語言的東西，比如人物、故事等。我們說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只是說小說這樣的東西，是以語言為載體的一種藝術，而並不意味着小說就到語言止。這些年強調語言是對的，但這種強調似乎過大勁了。如果說，詩到語言止，還勉強說得過去的話，到了小說這裏再將語言的位置說到天上，就未必合適了。小說裏頭肯定有比語言更重要的東西。托爾斯泰是用俄語寫作的，翻譯成其他語言之後，他在俄語方面所追求的那些味道，也許就蕩然無存了，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們認識這位大師，我們還是在閱讀《戰爭與和平》等作品中看到了一個大師的風采與特質。因為有些硬性的東西是不會因為語言的轉換而發生變化的。說一個人走路摔倒了，不管是翻譯成什麼樣的語言，也還是那個人摔倒了。事實是不會因為語言的轉換而被蒸發掉的。有人將語言捧到王位上，恐怕太極端了。今天的年輕寫作者被人注意，就是用語言來迷惑人的。他們在語言上搞了很多名堂，一副汪洋恣肆的樣子，讓人覺得他們很有才氣。我曾向朋友推薦一個判斷作品高下的辦法，這個辦法很樸素，叫“放水法”。且將一篇小說看成是一口水塘，語言是水，現在你將這塘水放了，看看這塘里還有沒有東西，若有，這小說也許是一篇好小說，若沒有，就很難再說這篇小說是一篇好小說了。這樣一放水，不少少年寫手的作品就露怯了。李海洋的作品沒有這個問題，是禁得起放水的。它裏頭有許多塊狀的東西，比如說“我”、查必良這些人物，比如說那些結結實實的故事。

小說固然可以寫得空靈，但空靈到什麼也沒有時，就沒有什麼意思了。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小說還是應當寫得有點兒物質感。讀《少年查必良傷人事件》時，你會看到那些人物不是雲裏霧裏的在那裏飄動，他們都有一個一個很實際的動作與行為。這些動作與行為，都可以命名，有時間，有地點，有響動，是可以圍觀與觸摸的。光來虛的、飄的，這樣的小說，在我看來是很可疑的。

《少年查必良傷人事件》裏頭的對話也是不錯的。看這部作品時，之所以覺得很提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的那些對話。那些對話很生活，很有語感，很有張力，也很切合人物的性格與當時的心情。讀時，真是應了一句套話：如聞其聲。對話是小說裏頭最難伺候的部分。因此，有些作家考慮到自己沒有這份能耐，索性就將對話部分忽略掉了。倒是掩蓋了自己的虛弱，但小說因為沒有足夠量的對話而顯得有點兒死氣沉沉。依我看，對話是小說的基本元素。李海洋將對話寫到這個份上，實屬不易。

對人物的把握，也很到位。這些人物之所以可以精精神神的，除了讓他們有些大的作為使其靈魂出竅外，李海洋注意到了揣摩細微動作與心理對人物刻畫的意義。查必良這個人一路走下來，到了最後，判若兩人，竟是合情合理。李海洋緊緊貼着他，不斷地給他加碼施壓，看他變形，既花了大力氣，有時，又用了四兩撥千斤的巧勁。李海洋將查必良這個傢伙已經吃透了。

李海洋的文字能到這樣一個水平上，能將小說寫到這個份上，他應當對這個時代感恩戴德。因為這是一個語文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的年代。如果沒有這個背景，他大概再出類拔萃，也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來的。他的長輩們，其實不是木訥與呆笨，只是因為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是一個質量低下的時代。他們的腦子被搞壞了。李海洋的時代，是那麼多的人冒着危險，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語文革命而得到的。想想他們的原創力沒有受到太多的污染，想想他們能夠無拘無束地去感應這個世界，又能無拘無束地敘述這個世界，心裏除了羨慕，就是祝福。

《少年查必良傷人事件》寫得有些流氣。我對此倒也沒有太多的疑義。我相信生活中的李海洋，不是用這樣一副腔調在與他的周圍的人說話的。我更願意將他的這副腔調看成是一種敘述口氣。為了達到那樣一種反諷的效果，他覺得這樣的腔調可能會幫助他。他沉浸在其中時，對查必良這樣脾性的人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就覺得好說他了。我想讀者在讀這部小說時，也會看出李海洋的一番苦心，知道他在嚴肅地思考着一些什麼，又在嚴肅地說些什麼。

查必良活成那樣，是個悲劇。但這個悲劇的原因，是不是查必良自己也得算上一份？將責任輕輕往社會上一推，這可能是有些問題的。作品最後出現了一個眼睛“清澈如水”的孩子，是意味深長的一筆。它似乎預示着這個小傢伙一定將步查必良的後塵而去--只要他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這樣來清算悲劇的原因，可能有點兒簡單。讓責任都由學校、老師以及周圍幾乎所有人承擔起來，這是不公平的。

“生活中發生過的”，未必就是我們將它們寫到作品中的理由。

李海洋這樣來使用他的文字，是他的自由，本也沒有太多可疑問的。但對當下的少年寫作風氣，我卻一直頗不以為然。他們的文字是不是秋意太重了？是不是還是應當有些人寫一些陽光一點兒的文字？這個社會果真就那麼讓人傷心嗎？我不久前在給一套少年作品作序時，將序的題目寫成《陽光寫作》，就是有心倡導另一種寫作的心境與態度。錢理群先生這樣比喻過：一個人的一生相當於一年四季。春天時就應該當春天過，不要過早地過秋天，更不要在充滿夢想與溫暖的春天裏就匆忙過寒風四起的冬天。對於絕大多數的孩子而言，我以為健康的一生還是過好一年四季。

李海洋的小說就是李海洋的小說，它成就了他，也只屬於他。別人模仿是沒有出息的，也是沒有出路的。

李海洋的勢頭不錯，我們期待着他的明天。（此文為原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