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方劍橋(1)

浙江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最好的大學，緣於兩個人，一個是清廷命官林啟，另一個是氣象學家、教育學家竺可楨。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學院是變法圖存的產物。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馬關條約后，國外列強在通商、通關、貿易等各個方面獲得的特權越來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卻無能為力，只能以一味退讓來求江山穩定。外患日亟，國勢日衰，深受創痛而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國家頹勢為己任，紛紛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張。譚嗣同、梁啟超、康有為則認為“非變法不足以圖存；而啟發民智、培養人才，實為根本要圖。”於是譚嗣同、梁啟超在湖南創辦了時務學堂；北京有康有為主持的強學會，上海也出現了強學會分會。深受興學圖強影響的浙江也不甘其後，遂於１８９７年（清光緒廿年）創立了求是書院。①求是書院是中國四所最早由中國人自辦的新式高等學堂之一。創辦人林啟，字迪臣（１８３９—１９００）早年出任陝西學政時，便以重“學風”著名。后出任京城御史時，曾應詔提出四項改革主張，即：簡文法、汰冗員、崇風尚、開利源。其中第三項主張“崇風尚以挽士風”，要求廢止以制義詞賦小楷取士，主張會考諸史，廷試考時務，以重實學。以後因抗疏諫請停止營造頤和園以蘇民困，觸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１８９６年調補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於治理、勇於赴事著稱”。在政治上他同情載而深惡痛疾那拉氏，曾對學子談話時自稱是屬於“保皇黨”（光緒派）的。……林啟在杭州任內，鑒於當時科舉弊端，認為要振興實學、策勵圖強，必須學習歐美文化和對教育制度有所改革。於是他在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鑒於八股束縛文教，改以策論取士；二是派遣留學生，學習傳播新知識；三是興辦學堂。②求是學院成立之初，正是科舉未廢（戊戌變法曾暫廢，政變后即恢復），林啟親自擔任學院的總辦，向學生們頒發《明夷待訪錄》、《天演論》、《求已錄》等必讀書目，其意在激勵志氣，養成民族意識，進而灌輸歐西新思想，以謀自力更生。在他的帶領影響下，一些以科舉求名的舉貢生監及尚未預試的學子，竟“舍此利祿必由之途而入學堂、學西學，顯然為後來接受革命思想之張本”③在林啟的一手締造下，求是學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張的“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才為第一義”，“講求實學”的風格。④林啟認為培養“講求實學”的人才，就是培養船學、礦務、種植、製造等“切於時用”的人才。求是學院無疑是全國自創辦新式高等學堂最成功的範例。它不但培養出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學家、科學家，如章炳麟、陳獨秀、夏元、陳碕、何碦時等，也使“求是學風”有了根基。林啟時代雖然不長，但開辦新學，樹立求是學風的意義對未來的浙江大學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人稱浙江大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浙江大學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是由竺可楨一手創造的。自民國以來，中國出了兩個為教育界公認的傑出的教育家，一個是蔡元培先生，另一個便是竺可楨先生。蔡元培創辦北京大學，招收女生，首開風氣，聘請教授，新舊並蓄，在中國教育界具有開山創基之功；而竺可楨高風亮節，廉潔自守，海納百川，特別是在內憂外亂的抗戰期間，率領流亡大學，顛沛流離，而仍弦歌不斷，人才輩出的業績，更是無人可媲。竺可楨，字藕舫，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生於浙江省上虞縣，１９０９年遵從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礦學堂（唐山鐵道學院的前身）學習土木工程。１９１０年第二批庚子賠款赴美留學考錄的７０人中，竺可楨以第２８名的成績入選。初履異國，竺可楨便放棄了土木工程專業，報讀了美國伊利諾大學，改習農業。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國以農業立國”。在伊利諾大學畢業后，念及氣象與農業的關係，他又轉入美國哈佛大學地學系攻讀氣象學。在世界著名氣象學家沃德教授、麥坎迪教授的指導下，竺可楨很快就拿下了碩士學位。為了繼續深造，竺可楨申請延長三年研究時間並得到批准后，開始了他的成果收穫期。他的《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颱風中心之若干新事實》等多篇論文相繼問世，並在美國氣象學界造成影響。１９１７年竺可楨被接納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同年還獲得了伊麥蓀獎學金。一年後，竺可楨精心研究寫成的論文《遠東颱風的新分類》通過答辯，被哈佛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回國后，竺可楨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創業夢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的前身）任教，待條件稍加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和今天的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地學系，並由他親自管理教授。這所由他創立的地學系無疑是中國最早的氣象學家與地理學家的搖籃，中國最初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幾乎全部都是從這個“搖籃”里誕生培育出來的。１９２７年，竺可楨應蔡元培、楊杏佛的邀請，出任中央研究院觀象台籌備處籌備員，此後，他以氣象研究所籌備主任、氣象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等身份，開始了中國現代氣象事業的奠基與發展工作。１９３５年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因在大學強力推行軍事化管理、隨意開除學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專用資金等劣行，激怒了學校師生而被驅逐。大學校長的位子第一次出現了空缺。也許因為這個位置太顯赫，最初竟沒有敢問津者。早在２０年代，大學對所聘人員就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對所聘教師的要求是：學問好，教學方法好，品行好，對教授要求公認的三個標準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須是學識淵博的歐美留學生；三在社會上要有公認的威望和相當的活動能力。這樣的標準，使得一些極備才學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終選上也會因“或兼顧為難，或風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資望較淺”⑤而離去。找到一個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教授人選尚且不易，便何況一校之長了。浙江大學校長的位子最終還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了竺可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