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4)

這一系列轉變與質疑的旅程，或許也正是約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識分子的真正責任所在：“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是去提出質疑。我們應該更謙遜、更恭敬，去刺破過度的自我膨脹。”在約翰·格雷的知識分子譜系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佈道者式的知識分子（missionaryintellectuals）：“他們就像基督教佈道者一樣。佈道者式的知識分子包括馬克思主義佈道者、自由市場佈道者，他們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他們帶來的無盡傷害遠遠大於幫助。要知道，解決之道是不可能普天下相同的。知識分子無法完成、卻總是試圖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預見未來。”而對於今天的知識分子群體，格雷對於他們日漸失去對公眾的表達能力而惋惜。他們變成了一個專家化的小群體，而缺乏與更廣泛的聽眾交換意見的習慣。“知識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detect）尚處雛形的歷史趨勢”。但至於具體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須有待歷史參與者們針對不同形勢而進行制定。100年後，我們會將眼前這位54歲的男人稱作是21世紀初的叔本華嗎？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這個問題不斷地打亂我的思維。偉大的哲學家與江湖騙子常常容易混淆，而富有天才的易變與不負責任的投機分子間的界線也並不那麼明顯……但我更願意相信，漏洞百出的格雷先生是一位符合福格森所說的“創造性衝動”的人物。我一直在想像從那個1968年革命年代的長發青年，到今天的知名知識分子間，有着怎樣一條彎曲而興緻盎然的探索道路。我也願意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立場的頻繁轉變，顯示出他思維的開放性，儘管你也可以因此攻擊他的淺薄。採訪結束后，格雷教授匆匆地趕往教室。他是一位比叔本華受歡迎得多的教授，也比後者在更年輕的時候獲得了聲譽。在談到我們危機四伏的時代時，他引用狄更斯的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但整體來看，他非常喜歡現在。他說他不願意生活在過去，也不願意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無法想像的不遠的將來，而是致力於去解決我們現在試圖去預見的下一步將要發生的問題。我們總是容易被慣性的思維所麻痹，就如格雷所說，它變成了某種意識形態。我得承認，我喜歡格雷眼神中的疏離感與他思維的輕盈。當我們每個人沉浸在眼前的戰爭、惡化的世界經濟或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瑣事中時，格雷帶領我們提醒了我們生命本來的悲劇意義，甚至沒有意義。他在最後離開時所說的話，足以讓我們在無知的樂觀中冷靜下來，或在前途暗淡時不至於過分沮喪。“總之，歷史沒有終結，沒有改變，一切仍在繼續，未來仍將和過去一樣，只是方式不同。”儘管這種說法按照他最近的思維方式看來其實毫無意義。2002年12月，英國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