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2)

頻繁轉變的立場但是，神態優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種不恰當的喜劇色彩所包圍，因為人們實在搞不清他的判斷何時又會發生轉變。羅伯特·斯基德斯基勛爵—三卷本《凱恩斯傳》的作者，在評論格雷出版於1998年的著作《偽黎明》時寫道：“格雷的知識立場轉變已經成為傳奇。在20世紀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戴卓爾的熱情支持者。（一次鐵夫人對我說：‘約翰·格雷怎麼了？他過去是我們的人呀。’）接着他採納了時髦的共產社會主義。從他最近的一本書（《偽黎明》）來看，他是馬克思所說的‘反動派’—希望破滅，卻對災難有着生動的理解。他充滿激情並光彩照人地扮演每個角色。這使我們很難知道該在多大程度上嚴肅地對待他的爭論。”但是，當你放棄這種立場戲劇性變化的“表象”時，你仍可以尋找到一條更為連貫的線索，它貫穿于格雷的所有著作中。溫斯頓·丘吉爾說：“30歲之前不是個自由派，他就沒有心；30歲之後不是個保守派，他就沒有頭腦。”作為牛津教育出來的政治哲學家，格雷卻走了一條反覆的軌跡。是的，在年輕時，他是個左派，他甚至回憶說，“那時候我留着長發”。不過他很快就補充道，“不過那時候人人都留着長發”，那是1968年的英國。那個20歲的年輕人和同齡人一樣熱衷於參加反越戰的示威。他最初被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自由主義與約翰·羅爾斯的倫理學所吸引，被他們的自由社會主義傾向所吸引。但很快，他發現羅爾斯的著作“枯燥得令人無法卒讀”，而當時英國的福利政體則令人窒息。他在戴卓爾的主張中看到了革命的活力，20世紀70年代後期，30歲左右的格雷成為了一顆新右派的新星。在西方世界仍普遍處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時，他是自由市場不遺餘力的鼓吹者。他從1974年開始閱讀哈耶克的著作，並在10年後成為這位鼓舞了戴卓爾夫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最佳詮釋者之一。85歲的哈耶克稱當時36歲的格雷的《哈耶克論自由》“不僅第一個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們討論的範疇”。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種方式闡述哈耶克或是以賽亞·伯林，他肯定還是自由主義陣營中才華橫溢的一員，他堅定地捍衛着市場與個人自由這樣的概念。但是當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后，我們日漸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變成了另一種激進分子，他開始徹底否認他曾堅持的自由市場。這種情緒在1998年出版的《偽黎明》中達到了一個高峰。格雷在書中將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比作一個美麗卻必將破滅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資本主義天生就具有穩定性。在這本漏洞百出、判斷輕率卻才華橫溢的著作中，約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紀的英國史與俄羅斯的黑幫資本主義間跳躍，思維線索穿梭於亞當·斯密與喬治·索羅斯之間。除了盡情舒展他無所不包的知識結構外，他還得出了一些與常規迥異的結論：1．從來就沒有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它必然是強政府的產物；2．民主與自由市場不可能共存，它們互為對手；3．計劃經濟已經死亡，新世紀中不會有兩種經濟體制，只有資本主義的多種形式；4．計劃經濟的死亡，並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場的勝利，那些計劃體制國家很難變成同樣的西方自由市場……在他總結出的8條線索中，最為至關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蘇聯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美國為代表的經濟理性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啟蒙運動綱領的變種，而這種啟蒙綱領是用一種單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類文化的歷史多樣性。他在《偽黎明》中寫道：“全球自由市場是這種啟蒙綱領最新、也許是最後的形式。”俄羅斯轉型遭遇的痛苦給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記，他在1989年至1990年時曾說，世界上最親西方的國家反而是后**的（post－communist）俄羅斯，它的最基本目標就是加入西方的陣營。他回憶說：“（俄羅斯）這次變革不光改變了我的看法，甚至改變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義者那樣教條至上。我曾經認為哈耶克主義擁有一種極強的洞見力，但是它只適用於中央計劃尚存的歷史時期。而中央計劃經濟已經在這個世界消失，不復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經過時。而教條的市場自由主義者就變得像托洛茨基一樣，頑固、封閉、意識形態化。這一大轉變讓我變得不教條。我不認為自己的思想有什麼定式，哈耶克理解的問題已經發生了改變，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但格雷這種解釋似乎並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評者相信，約翰·格雷向左派的傾斜源於更直接的個人投機行為，即在全世界向右轉的時刻。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實在沒什麼市場了。《LinguaFranca》雜誌2001年中一篇關於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漢郡大學諾曼·巴里的例證。作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與摯友，同樣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記得格雷曾哀嘆道，他不可能作為一名自由市場支持者而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教授席位。不過，比起這種讓人感到不適的推測，巴里對於格雷的另一種觀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與一名哲學家或思想家保持長久的聯繫，他必須不停地從一個跳到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