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1)

大約5年前，你說貝理雅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一位政治家，他也是你主張的“第三條道路”的支持者。現在你怎樣看待貝理雅？我想你們有點誇張了，我沒有說過貝理雅是全世界最傑出的政治家。我說的大概是，他是一個不錯的政治人物，現在我仍然認為是這樣。在他上台以前，工黨在英國歷史上已經連續18年沒有執政了。他現在已經連任了兩屆，極有可能會連任第三屆。他獲得了很好的改造英國社會的機會。貝理雅是一個非常好的首相，尤其是在西歐的政治領導人紛紛陷入各種難題時。那你怎麼看貝理雅在“9·11”之後的反應？那次慘劇發生后，貝理雅成為了美國的積極支持者，並稱英國應該更主動地干涉國際事務。我更傾向於認為，貝理雅對“9·11事件”進行了深思，而不像其他政治領導人那樣僅僅是表了一下態。顯然，“9·11”是冷戰的延續，阿富汗則是“基地”組織的中心。歷史已經出現了新的變化，勢力向全球拓展的恐怖主義組織甚至能給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破壞。所以，貝理雅將此事件視為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在阿富汗的問題上，貝理雅與美國結盟，我認為總的來說這是正確的。從長遠來看，你認為“9·11”慘劇將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正如我剛才所言，這是歷史出現的新變化，是全球化的一個反映。因為通訊方式的進步，全世界正變成一個更加一體化的網絡，從而也為不同於以往的、以新形式出現的恐怖主義提供了活動的可能。雙子塔遭襲，就是自17世紀以來工業化國家第一次受到非工業化組織—即所稱的“非國家行動者”—的襲擊。我們對於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對商業活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但是非國家行動者包括的不僅僅是暴力組織，還有一些深藏惡意的非政府組織（NGO）。所以我說，世界力量系統正在發生轉變。但是這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你也能看到，我們正在告別領土戰爭。從歐洲、拉美，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國家都沒有了征服別國領土的野心。但是領土爭端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日漸式微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希望不再看到20世紀所常見的領土戰爭，只有地方性的衝突。暴力網絡最有可能和這種地方性衝突發生關係，比如車臣問題與“基地”組織的關係。但是這種衝突在規模上仍然很小，不能與傳統的領土戰爭同日而語。所以不要誇大這種衝突的負面效應，它不過是社會變化的一個方面。在20世紀年代初，全球化還不像今天這樣廣受關注。但在過去10年間，全球化變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詞彙。你認為，對於全球化最主要的誤解是什麼？不僅僅是反全球化主義者在誤解全球化，就連IMF、WTO內部的人也在誤解全球化。後者認為全球化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將其等同於全球市場的增長或金融機構日益遞增的影響。我認為全球化是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變革，其驅動力來自於先前我所說的那些事物。也許最為重要的因素是通訊的發展，而非1989年的蘇聯解體，亦非全球市場的興起，而是通訊革命，更準確地說是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通訊革命和電腦革命的聯姻。所以我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我們開始走向一個更全球化、更加互相依存的時代的起點。通訊媒介的易用化，成為了其他許多變化的基礎。因此，你需要探討更為複雜的全球化，而非僅僅局限於全球市場。全球市場的確也很重要，但是認為將社會向市場開放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想法顯然是有誤導性的，一切都指望某種經濟原教旨主義是錯誤的。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沒有將經濟的所有方面都進行市場化。在19世紀人類進行工業化革命時，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創造了現代的社會學觀念。而今，我們正在進行另一次變革，那麼知識分子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說，社會科學正在從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中復蘇。你大概知道，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哲學理論，它認為歷史是無法探究的。這種主張是錯的。我們當然不能回到韋伯和馬克思的時代，但我們理所當然應了解當下的歷史趨勢。對歷史趨勢的掌握將有助於我們對全球化問題的討論。所以，無論是知識分子、政治學家還是經濟學者，都得參與到關於全球化的討論中去。這是現在進行着的、關於社會和政治最重要的一場討論，它關心的是未來將會如何，我們的社會將會如何，最主要的動力是什麼，以及政治將因此而如何改變。馬克斯·韋伯所面對的許多問題，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衝擊，以及社會的官僚化，到了今天都必被全球化的問題所替代。我們需要討論的還有全球化帶來的相關效應。因為全球化不是一個單一的現象，也沒有單一的起始點。所以我們討論技術趨勢，討論通訊，討論全球市場，討論1989年蘇聯解體、兩極世界的消亡對全球社會帶來的影響。就我看來，這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因為這些全球化力量影響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不僅僅是那個虛無縹緲的全球社會。比如說你們，留着長發，用英語和我進行交流，因此還會出現關於你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許即使是十年前的中國也是沒有這個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