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世界的知識領袖(1)

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會面。儘管自始至終，它的氣氛都不夠愉快。在約定時間的15分鐘后，安東尼·吉登斯大步地從門口走進來，身着灰黃色的風衣，他有一張比大學教授更為世俗與緊張的面孔。他禮節性地與我們握手，引導我們進入他的院長辦公室。室內簡單甚至有點簡陋的裝飾讓我們大吃一驚—四牆幾近空空，掛着再簡單不過的裝飾畫；沙發與書架似乎帶着20年前的氣息，以至於我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這的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學府之一—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院長辦公室。我無法壓抑自己的緊張。簡單的寒喧之後，我該問些什麼？這位口音很重的英國人今年（2002年）65歲，他很可能是過去30年間西方最重要的社會學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他對於馬克思、韋伯、塗爾乾等的經典作品的詮釋一直是“幾代大學生課本的生命線”。他還是社會學領域中構造理論的創建者，是他將“現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會學研究的中心位置。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又使“全球化”這一名詞佔領了學術與公共探討空間，以至於現任歐盟貿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說，是吉登斯，或者說是人們願意相信是吉登斯，發明了全球化。而自從《超越左和右》在1994年發表以來，他又進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的行列。誰都知道他與托尼·貝理雅的親密關係，他的“第三條道路”幫助塑造了新工黨，並廣泛地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末的政治氣候。而在1997年，他成為創辦於1895年的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LSE）的第11任院長。這是全球最令人尊敬的領導職位之一。這所既擁有哈羅德·拉斯基、卡爾·波普爾、弗雷德里克·馮·哈耶克這樣的偉大教師、又培育出喬治·索羅斯、邁克·賈格爾（滾石樂隊的主唱）這樣別具一格的學生的學校，重新定義了社會科學與現實政治間的關係。一個時常被遺忘的角色是，吉登斯還是一位重要的出版人。他參與創建的政治出版社如今是人文社科出版界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對了，他還是超過35本書的作者與編者。總之，不管我們對於他的理論存在着多麼大的爭論，我眼前的這位安東尼·吉登斯先生，擁有顯然並非屬於我們時代的知識能量。他從屬於一個更偉大的傳統，他對於社會理論的雄心勃勃令人想起馬克斯·韋伯與塗爾干。他們因觀察工業革命影響下的新社會的誕生而創造了社會學的概念，而吉登斯則試圖捕捉在由高科技、信息、全球資本主義構成的新時代中，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對於政治的熱忱與參與度，則令人想起拉斯基與凱恩斯，儘管他坦承，知識分子必須正確對待權力對於他們的誘惑。採訪當日，身處倫敦鬧市區的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周圍正聚集着大批消防隊員及其支持者，他們罷工以抗議貝理雅政府拒絕給他們增加薪水，就像《新政治家》雜誌主編彼德·威爾比所說：“貝理雅的工黨是拋棄了工人階級的工黨。”這場罷工的原委仍需考察，但不管是在英國還是西方其他國家，盛行一時的“第三條道路”卻越來越像一樁陳年舊事，而在1998年時，它看起來是如此前途無量。英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希臘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都成了中左派的政府。至少看起來，大西洋那邊的比爾·克林頓也像貝理雅一樣欣賞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已經過時，而新的政治應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這聽起來有點空洞是嗎？它實際上也的確很空洞。吉登斯先生在1998年的《第三條道路》與兩年後的《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將他幾十年的社會學研究的積累都轉化成了某種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政治理論，他幻想出這樣一種政體，既能夠擁有自由市場的效率，又能夠擁有福利國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經濟的增長，又能確保環境不被污染……“不，第三條道路沒有失敗”，吉登斯顯然不同意我們的假設。不過時至今日，沒人懷疑吉登斯開創了9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儘管它可能最終被證明是曇花一現。在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政體解體后，在佔據了世界舞台50年的左右之爭示弱時，還有什麼比“第三條道路”這樣宣稱“舊政治思維已經死亡”的新理論更能打動托尼·貝理雅、比爾·克林頓這樣的“新型政治家”呢？比起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勃勃與備受爭議，他對於社會學理論的拓展才更具標誌意義。他在BBC久負盛名的萊思講座的題目暗示了這種意義—“失控的世界”。他以“這個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盡頭”為引言作為講座的開頭。在瀰漫於90年代上空的種種終結理論中，吉登斯說：“我們有更充分、更客觀的理由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歷史變遷的重要時期”，因為“這個世界看起來、或者感覺起來並不像前幾代人預測的那樣，它並沒有越來越受到我們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們的控制，成了一個失控的世界”。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質問，瘋牛症、尼克·里森事件、全球變暖、男子精子數下降，這些看似毫不相關的事物有什麼共同點？而現在這串名單中還應加入**型性肺炎與伊拉克戰事。吉登斯相信這種混亂是我們面臨的全新事物。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風險的社會，兩項根本的轉變促成了它的到來，自然界的終結與傳統的終結。傳統的風險因素越來越得到控制，而新的風險往往是我們自己今天行為的結果。於是，這就引伸出了吉登斯最喜歡談論的話題—“反射性”，即在這個社會中，我們依據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行事，我們的行為決定着結果，從而締造現實的世界。這種反射性在這個傳統終結的年代愈發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