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記(2)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捲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發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着燈。我住學生城，和五個金髮碧眼的挪威小夥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制。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只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制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哐噹噹，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下，那些游擊戰士倒也沒什麼遠大抱負——“但願長醉不願醒”。我看過一部有關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後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於一種因發酵而引起的化學反應，直到今天，仍在影響着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三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於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乾的，結果學法國文學學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乾，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種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後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蒙蒙，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麼一種狀態，從現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酒醉只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着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只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後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歇根大學英語系創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納堡(Ann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當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於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牆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着我們……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目總也上不去，有時只剩下百十來瓶。於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Oak)，得開一個多鐘頭。老闆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現，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緻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着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空酒瓶排成隊，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台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別。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麼也插不進鎖里。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現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