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記(2)

我請瑪瑞亞到附近的中國餐館用餐。她精心修飾，早早坐在那兒等我。大概很多年沒人請她吃飯了。飯館生意冷清。瑪瑞亞顯得有些拘束，話不多。她講起戰時的荷蘭和她的童年。回來的路上，她的高跟鞋橐橐響着，那夜無風。臨走她請我上樓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着我滿處跑。我搬家速度快，卻還是被她的信攆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郵信封。我鐵石心腸，扔掉。這世上誰也救不了誰。孤獨的瑪瑞亞!二來美國前，在巴黎住了三個月。先寄居在我的法文譯者尚德蘭家。她離了婚，帶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郊區的小鎮上。她自己動手蓋的房子，永無竣工之日。每次來巴黎，她指給我其中的變化；新裝修的廁所、樓板上剛踩漏的洞。她喜歡抱怨生活，但不止於抱怨，而是英勇地奔忙於現實與虛無之間：教書、做飯、翻譯、割草。我有時擔心，萬一出現某種混亂怎麼辦？比如把書做成飯，把草譯成詩。她喜歡跳舞，芭蕾舞。無疑，這有效地阻止了混亂。我沒見過她跳舞。可以想像，在練習廳，她深吸一口氣，踮起腳尖，展開手臂，旋轉，保持平衡……我父母和女兒來到巴黎。宋琳一家去度假，把鑰匙留給我們。他家在市中心，五樓。旋轉樓梯像受傷的脊椎吱吱作響，通向巴黎夜空。我媽媽腿腳不好，爬樓梯是件痛苦的事。這和我的噩夢連在一起——是我在爬沒有盡頭的樓梯。夏天，巴黎成了外國人的天下。我幾乎每天陪女兒去公園遊樂場。我拿本書，在長椅上曬太陽，心變得軟軟的，容易流淚，像個多愁善感的老頭。書本滑落，我在陽光中睡著了，直到女兒把我叫醒。那三個月，像跳遠時的助跑，我放下包袱，灌夠波爾多紅酒，卯足勁，縱身一跳。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帶着蓋有移民傾向標記的護照，混過海關，灰頭土臉地踏上新大陸，毫無哥倫布當年的豪邁氣概。先在密歇根州的小城葉普斯蘭梯落腳。第一任美國房東拉瑞，用狡黠的微笑歡迎我。他是大學電工、市議員、民主黨人、離婚索居者、兩個孩子的父親和一隻貓的主人。他除了拉攏選民，還加入了個單身俱樂部，在政治與性之間忙碌。這一點他是對的：政治是公開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拉瑞很少在家。我常坐在他家的前廊看書。在東密歇根大學選了門小說課，每周至少要讀一本英文實驗小說。英文差，我絕望地和自己的年齡與遺忘搏鬥，讀到幾乎憎恨自己的地步。把書扔開，打量過往行人。深秋，金黃的樹葉，鋪天蓋地。晚上，大學生喝了酒，顯得很誇張，大叫大喊。那青春的絕望，對我已成遙遠的回聲。拉瑞的黃貓不好看，毛色骯髒，眼神詭秘——這一點實在很像拉瑞。它對我表示公然的漠視。餓了，也從不向我討食，完全違反貓的天性。以一個流浪漢的敏感，我認定這是拉瑞私下教導的結果。白天，一隻黑貓常出現在窗口，窺視着黃貓的動靜。有了房子的保護，黃貓不以為然。兩貓對峙，斗轉星移。我把黃貓抱出後門，黑貓包抄過來，低吼着，聲音來自白色腹部。黃貓毛髮豎立，躥到台階下，背水一戰。黑貓雖佔優勢，但也不敢輕舉妄動。此後，黃貓知我狼子野心，不再小瞧，盡量躲着我遠點兒。九四年初，我搬到十英里開外的城市安納堡。不會開車，我在商業中心附近找了個住處。那片紅磚平房實在難看，但在由快餐店、加油站和交通信號燈組成的現代風景中卻恰如其分。我頭一回動了安家的念頭，折騰一禮拜，買傢具電器日用品，還買了盆常青藤植物。由於這些物的闡釋，“家”的概念變得完整了。收拾停當，我像個賊，在自己家裏心滿意足地溜達。我很快厭倦了同樣的風景和鄰居。而旅行仍讓我激動，每次坐進火車和飛機，都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激動。一個美國姑娘告訴我：她最喜歡的地方是航空港，喜歡那裏的氣氛。其實，旅行是種生活方式。一個旅行者，他的生活總是處於出發與抵達之間。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持未知態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對，一無所有地漂流。我開始迷上爵士樂，想搬往昔日的美國。徐勇幫我查報紙，打電話，一家家逛去，終有所得。那條小街僻靜荒涼。木結構的小樓多建於二十年代，門臉頹喪，油漆剝落，但與爵士樂的情調相吻合。那天晚上看房的人很多，中意者按先來後到，我排第五。前面四位猶豫不決，讓我得手。寫作往往是個借口，我坐在窗前發獃。松鼠從電線上走過，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樹在遠處燃燒。前廊有個木搖椅，坐上，鐵鏈吱嘎作響。我住二樓，房東老太太住一樓，卻未曾謀面。收垃圾的日子，一摞摞紙飯盒堆在門口。一日，我坐搖椅閒蕩，只見側門推開，探出一根拐棍，夠着地上的報紙。我連忙彎腰遞上。老房東太老了，恐怕已年過九十。她說話極慢，詞兒像糖稀被拉開。我突然想起她年輕時在搖椅上的身影。她的律師兒子告訴我，母親得了中風，多次住院，但死活不願搬家，不願離開這棟自打她結婚時買下的房子。我這個搬家搬慣了的人，對此深表敬意。她兒子的深宅大院藏在樹叢深處。太太和氣，烤得熱騰騰的餅乾，一定讓我嘗嘗。他們有多處房產出租，卻堅持自己割草。每到周末，兩口子出動。戴草帽，備口糧，揮汗如雨為何忙？那勞動熱情讓我費解。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