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1)

艾倫·金斯堡死於去年四月五號，中國的清明節。據說當時他已處於昏迷狀態，而病房擠滿了朋友，喝酒聊天，亂鬨哄，沒有一點兒悲哀的意思。那刻意營造的氣氛，是為了減輕艾倫臨終的孤獨感：人生如聚會，總有遲到早退的。正當聚會趨向**，他不辭而別。我琢磨，艾倫的靈魂多少與眾不同，帶嘶嘶聲響和綠色火焰，呼嘯而去。我想起他的詩句：女士們，抓住你們的裙子，現在準備下地獄啦……今天是艾倫去世一周年。我到紐約上州的一所大學朗誦，路過紐約。陽光明媚，能在汽車聲中聽見鳥叫。我穿過時代廣場，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這是沒有艾倫的紐約。行人被紅燈擋住了。他們膚色年齡性別不同，但眼睛極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視。偶爾有幾個東張西望的，沒錯，準是外地人，如我。綠燈亮了，他們急匆匆的，連狗都得跟上那步調。艾倫的詩用的正是紐約的節奏，他像個瘋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動的、轉瞬即逝的都織成詩行。現在終於歇了。人們把這梭子收進抽屜，再釘上。這是個不再需要詩歌的時代。很多年了，他的憤怒顯得多餘。久而久之，那情形有點兒尷尬。他死的那天，蓋瑞·施耐德在電話里對我說，平時有意忽略艾倫的媒體，這回可要來勁了。果然，不過在這一點上，媒體體現了民意：美國人紀念，是為了儘快忘掉他們的過去。我住在安納堡時，他常深更半夜來電話，聲音沙啞：“我是艾倫。”他跟我東拉西扯，談夢，談最近的旅行，談他的男朋友。我不屬於他的圈子，這種閑聊對他很安全。有一天，他在我的電話錄音機留言，聲音氣急敗壞。原來有個住波士頓的中國人被同行打了，狀告到艾倫法官那兒。他得到的情報相當具體：鼻青臉腫。“為什麼要打得鼻青臉腫？”他在電話里怒吼，似乎馬上要發表一個關於鼻青臉腫的聲明，再讓媒體相互打得鼻青臉腫。“為什麼鼻青臉腫!”他又問。我試着幫他理清那鼻青臉腫的歷史，沒用，他越聽越糊塗。中國人的事他是永遠弄不清的。艾倫有過中國男朋友，是個來自雲南的小夥子，用的是筆名。我在艾倫家見過他。他個頭不高，很精明，在國內大學讀英文專業時，他寫信結識了艾倫。艾倫早就告訴我，他要為一個中國小夥子做經濟擔保，讓他來紐約讀書。我當時還納悶，他老人家哪兒來的這份兒慈悲心腸？小夥子一到就住進艾倫家，管家、做飯，兼私人秘書。艾倫很得意，不用下館子，天天吃中國飯。那天我去艾倫家，只見小夥子手腳麻利，一轉身，四菜一湯。艾倫也待他不薄，除了給他繳學費，還另付工資。幾年後，小夥子攢夠了一筆錢，回國辦喜事。艾倫告訴我，那小夥子是個雙性戀，他詭秘一笑，說：“他什麼都想試試。”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誦是個好機會。他怒吼時八成兩眼沒閑着，滴溜溜亂轉，尋找獵物。等到售書籤名，搭訕幾句，多半就會上鉤。我想同性戀之間的信息識別系統並無特別之處，也少不了眉目傳情。有個小夥子在等待簽名時告訴艾倫，他也寫詩。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詩太差，不可救藥。”說到此，艾倫嘆了口氣，“他太年輕了，只有十九歲。”聽起來有股惋惜的味道。市面上出版了兩本艾倫的傳記。按他的說法，一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問他覺得怎麼樣？他搖搖頭，“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我從不問艾倫的私生活。他說，我聽着。一天夜裏，克盧雅克喝醉了，在艾倫家借酒撒瘋，和別的客人大打出手。忍無可忍，艾倫把他趕出去。他砸門，在外面叫喊，引起鄰居的抗議，再放他進來，他更瘋了……那真是災難，艾倫嘆了口氣。那夜是他的傷口，一輩子也癒合不了。生者與死者往往有一種複雜的關係。艾倫和我並非莫逆之交，但死後，他的影像總是揮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種排隊，艾倫排前頭，眼見着他的大腦袋搖來晃去，他忽然轉過身來，向我眨眼。記得艾倫來安納堡看我，在我住處門口，他摟着我，用濕漉漉的厚嘴唇猛親我腮幫子。站在旁邊的李點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頭子是不是喜歡上你了？”九三年秋天，我到東密歇根大學，在英語系做客座教授。那時我剛從歐洲過來，英文結結巴巴，只有聽課的份兒。一個沉默的教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為大學開個朗誦會。我向艾倫求救，請他撐腰，他一口答應。這，等於請神仙下凡，把小廟的住持樂壞了。但經費有限，而艾倫的價碼是天文數字。艾倫很痛快：“為哥們兒，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書鮑勃氣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沒經過我同意。”禮堂擠得滿滿的，不少聽眾坐在台階上。那天艾倫精神特別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擴音器。他那些俏皮的髒字把學生們逗得哄堂大笑。我發現他近些年的詩中，對器官的重視遠遠超過政治。結束時，我們一起按中國的綠林傳統，向觀眾抱拳致意。九○年夏天，漢城。上午開會，艾倫把我拉到一邊，叮囑我晚上別出門，有人來接我們，還有俄國詩人沃茲涅辛斯基。記住，別告訴任何人，他把食指貼在厚嘴唇上。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