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寫詩寫久了總被人家斜眼，後來開始寫散文似乎才得到寬恕。我堂妹事先聲明：“你的詩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來再送我。”寫詩的因詩歌的異端而受牽連，被認為神經有毛病；寫散文的知書達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中國是個現在進行時的散文大國，那浩浩蕩蕩的報紙專欄休閑雜誌文化網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萬。要說散文比較符合我們的國情，和廣闊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關，和商業化有關。四川的茶館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車是散文；學府師爺的宏論是散文，白領小姐的手機短訊息也是散文。我小學寫作文，常得到董靜波老師的好評，並拿到班上宣讀。記得當時我的心砰砰亂跳。那是一種公開發表的初級階段，甚至可以說，董老師是我的第一位編輯與出版者。近半個世紀后，我去看望董老師，她身體尚好，但由於腿腳不便終日卧床。我帶去了我的台灣版的散文集。她眼鏡後面那慈祥的笑容如舊。我象一個夕陽中的孩子，惶恐而溫暖。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態的折射，與荷爾蒙、血壓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關。就象一個下山的人，需要調節呼吸，放慢步伐，“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懷舊在所難免，那是對氣喘噓噓的爬山過程的回顧，對山的高度以及風險的再認識。散文與漂泊之間，按時髦說法，有一種互文關係：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內，我住過七個國家，搬了15次家。這就是一種散文語境。這些日子你都去哪兒了？幹了什麼？這是詩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語言中漂流，死亡的樂器充滿了冰。”（《二月》）“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返故鄉。”（《背景》）詩歌最多能點睛，而不能畫龍，畫龍非得靠只鱗片爪的勾勒連綴才成。我是因為生計開始寫散文的，茫然中動筆，稀里糊塗寫到第六篇《艾倫·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讚許，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寫作的起點。金斯堡這個“跨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個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為，我行我素，完全沒被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正確”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識，萍水相逢而已，若沒有後來的漂泊，就不可能成為朋友。意猶未盡，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寫了《詩人之死》，文章是這樣結尾的：“詩人之死，並沒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什麼，雖然他的墓碑有礙觀瞻，雖然他的書構成污染，雖然他的精神沙礫影響那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正是由於漂泊，我結識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羅姆、布萊頓巴赫等其他國際知名作家，也結識了象芥末和於泳這樣隨風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悅在台灣版《午夜之門》的序言中寫道：“細揣摩，這親切的特殊之處來自那種流浪者與流浪者的相伴相隨。也就是說，書寫流浪者故事的過程成為一種與之為伴、與之相隨、同飲同行的過程。”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我在一次採訪中說過：“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歷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義。我女兒田田在這本書里扮演了個重要角色，雖然她並不常出現。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錨，又是推動我寫作的潛在讀者。我有時給她讀一些片斷，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會終有所悟。我想給她講一些我親身經歷的故事，其中有歷史面具上一個人的淚，有權力破碎的神話及其敵人；而我們會超越這一切?在延伸到國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還有很多人。2004年2月29日於美國戴維斯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