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山岩鑄就了他的臉，他的側影在向惡劣的氣候挑戰，風在他的鼻子上打斷受迫害者長長的吶喊：流亡者在那裏駐足：他活在祖國，化作了山岩智利，像一柄長劍，直插地球的南端，南北長4200公里，而東西最狹處卻不到97公里，是距我國最遠的國家之一；但在聯合國的席位上，它卻離我國最近，因為緊挨着智利（Chile）的就是中國（China）。智利人口不足1500萬，卻出了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889-1957）和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今年是聶魯達的百年誕辰，為了表示對這位偉大詩人的敬意與懷念，我的學生滕威向我建議：合作出一本以詩歌創作為線索介紹聶魯達的書，並說要把該書獻給她的老師——我剛剛去世的愛妻、北京大學拉丁美洲文學博士生導師段若川教授。（她曾於1993年赴智利進行學術研究，參觀過聶魯達在黑島的故居博物館，並於2001年在《外國文學》雜誌上發表了《智利在我心中》。）聶魯達是我國讀者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詩人。20世紀50年代，他曾於1951和1957年兩次來華。第一次是為了給宋慶齡頒發列寧國際和平獎金，第二次是應邀與巴西著名作家亞馬多一起來進行參觀訪問。在來華訪問與國際交往中，聶魯達與我國詩人艾青、蕭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第二次來華卻給他留下了終生的遺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詩人艾青在他離開中國之前就突然“消失”了（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據說，後來聶魯達曾面對大海，呼喚艾青的名字。“文革”過後艾青復出時，聶魯達已離開人世，兩位詩壇巨匠竟再也無緣暢敘“闊別”之情，只為我們留下了苦澀的記憶與思考。不用說，在那革命運動風起雲湧、解放戰爭如火如荼的歲月，聶魯達的政治詩篇無疑是號角、是旗幟，是懲惡揚善的戰鬥檄文。當年我國讀者最熟悉的也就是他的這部分詩作。詩人袁水拍早在1950年就翻譯出版了他的《伐木者醒來》，在我國詩歌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但正如聶魯達本人所說：“我們不能只寫談政治的詩，不能只用一種顏色來畫畫……還有一個長遠的責任，是詩人所不能忘記的。首先詩人應該寫愛情詩。否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詩人。”應當說，上世紀50年代，在介紹聶魯達的作品時，由於形勢或認識上的原因，他的愛情詩是被忽略了。其實，豈只是愛情詩，後來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乃至破裂，就連聶魯達的政治詩也被打入了“另冊”而受到了不應有的冷落。文革以後，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了鄒絳、蔡其矯等前輩翻譯的《聶魯達詩選》，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在詩苑譯林中收入了陳實先生譯的《聶魯達詩選》，後來又有王央樂等幾位先生的譯本問世。最近又看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黃燦然先生譯的《聶魯達詩選》，其實後者似乎應叫《聶魯達愛情詩選》，因為譯者只譯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與《愛情十四行詩一百首》。應當指出的是，在上述的譯本中，有不少詩作是從英文轉譯的。我不是說不能轉譯，但我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還是以從原文翻譯為好，這是個常識。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轉譯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情。當然，目前的當務之急，還在於西班牙語的譯者：一要壯大自己的隊伍，二要提高自己的翻譯水平。否則，也就難怪別人要“越俎代庖”了。我對聶魯達的翻譯與研究，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因為要編寫拉丁美洲文學史。首先是在我編的《拉丁美洲詩選》中選譯了他的幾首詩。後來又與張廣森學長合譯了聶氏的政治抒情史詩《漫歌》。這是一部具有史詩規模的長篇巨作，約15000行。當時，我個人覺得難以獨自完成，就找了廣森先生，由他來翻譯長詩的後半部分。由於我們的語言風格相近，合作得非常愉快。當我看到他的筆名叫林之木的時候，我也就隨意起了個筆名——江之水，聽起來倒也成龍配套。《漫歌》出版時，我在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修訂西文版《紅樓夢》，據說雲南人民出版社還在北京師範大學還為該書舉行了首發式，不少詩人參加了研討。其實，此前王央樂先生已經翻譯出版過這部作品。王先生是我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第一任會長，對西班牙語文學在我國的傳播做出過很大的貢獻，尤其令人稱道的是，他選擇翻譯的對象都是文學史上的名家名作。但王先生是學英文出身，他的西班牙語是自學的，因此對原文的理解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比如，將詩作的題目（CantoGeneral）譯作《詩歌總集》，就不夠準確，也與全詩的內容不符。《詩歌總集》總給人一個詩人全部作品的概念，而它實際上不過是詩人的一部詩集而已。從內容上看，全詩分為15章，詩人從哥倫布到達之前的美洲寫起，一直寫到他寫這部詩作的時候，甚至還寫到了自己的遺囑。洋洋洒洒，有感而發，任憑自己的情懷縱橫馳騁，因此我們選用了《漫歌》這個譯法，覺得似乎更貼切一些。當然，就文學翻譯而言，尤其長篇的作品，要做到沒有誤譯，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個常識，無非是多少與程度的不同。因此，我認為，文學翻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當然是“更好”還是“更糟”，不是憑自我感覺如何，而要由廣大的讀者來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