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論韓愈的出仕觀對其影響及其他(7)

因此基於這樣的出發點，在韓愈的政治思想里，仕人是尊貴的，是管理生產者的，而生產者的身份是“賤且勞者也”，同時一個人是為官，還是從事“賤且勞者也”這樣的工作的身份及能力，則是天生的，就好比一個蘿蔔一個坑已經安排好了：“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因此大家只能自覺地去履行符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職責，如果一旦不安於自己的身份，是會遭“天殃”的。所以在他的十年求官生涯中，即使沒有衣食的時候他也絕不從事“賤且勞”的工作，寧願“日求於人”或攔路跪求達官貴人施捨，也不會因此感到自卑和丟臉：“仆在京城**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8）、“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9），未知此衣食可否謂之“嗟來之食”乎？這個觀點和他的天命論思想，在他的《圬者王承福傳》裏表達得最清楚，**裸地連一點掩飾都沒有。他筆下的王承福原先是個自由農，後來為國家當了十三年兵，有了一些功勛，本可以得些功名，但他卻沒要而回了家。可是回家后發現早已失去了土地，此後他一輩子再也沒能擁有自己的土地，只好靠進城為人做點建築小工生活，所以他也養不活妻兒，一輩子打了光棍。然而他卻始終抱着這樣的想法：他天生就是這塊料，因此他只能為人做泥瓦匠這樣的傭工，所以他沒要功名，同時他做小工不但要安心地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好，不然是要遭“天殃”的。韓愈在此借王承福的口對自己說道：“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在最後韓愈又警告人們說，這樣的人雖然是不是真的會努力工作“勞其心以為人”還值得懷疑，但是他已經“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至於什麼人是“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呢？他在前面已經說過：“食焉怠其事”者、“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簡而言之，就是那些不老實幹活、不安分守己、不服從命運的人，這與孟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所謂的“人人可得而為堯舜”的思想，其相乖背戾何其遠也？在韓愈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是出仕則為君之臣，臣於是事其君，行君之令使其致之於民，而為民者則自當事其上，即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之用。君不出令只是失君道，臣不管好百姓也只是失了臣道，但是如果百姓不去生產食物、衣裳，不做用具、經營商貿去奉養管他們的君、臣，那就是大罪了，所以要“誅”以嚴懲，這就是他天經地義的“原道”。對韓愈來說，孟子的君輕民貴思想是基本可以不理的，章士釗先生曾經在他的《柳文指要》中說，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為主”，而與之形成尖銳對比的則是和他齊名的韓愈“以民為仇”的政治思想云云，事實上韓愈的這些政治思想，也的確是與原本相對理想主義化的、主張君權有限合法性的孔孟儒家相去甚遠。但韓愈卻處處以孟軻的正統傳人自居，甚至這樣自詡和標榜以自重：“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10），然而他的思想和孟子實在差得太遠，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背道而弛的。更有甚者，是他在記錄平定劉辟叛亂一詩中所表露出來的那種“以民為仇”的狀態，已經不單隻是背離了孟子的思想那麼簡單，而是幾乎近於一種不正常的心態了。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西川節度使韋皋死，節度副使劉辟留後事，次年元和元年反，同年被神策軍將領高崇文討平，劉辟赴江自殺不成，與家小一起被檻車送京師斬首。韓愈大約是有幸觀看斬首“典禮”的人之一，事後做《元和聖德詩》以記之。既然是“聖德詩”，這照例是肯定先要在詩中先歌頌一番皇上英明的，接着他描敘了一番平叛過程和後來捉拿劉辟及其家小的情形：“八月壬午，辟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辟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然後韓愈筆鋒一轉，開始用一種興奮和觀賞的姿態，去詳細描寫津津樂道於劉辟的妻、妾、稚乳們，那些被捆綁着的婦女和小孩是怎麼哀告求饒，怎麼被遊街示眾，又是如何被脫光，被拉上了行刑台後**的身體是戰慄成什麼樣子的，劊子手又是先從什麼部位開始下刀，再輪到那個部位，最後死亡的時候，那些婦女和小孩又是以什麼體態呈現在行刑場中的等等慘酷景象：“婦女累累，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睹。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辟，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刌膾脯。”（這些內容，其實只要六句也一樣足夠說明事情，完全不必要去進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睹。末乃取辟，爭刌膾脯。”）尤其讓人感到諷刺的是，這樣的一首詩居然被韓愈冠以了一個“聖德詩”的名字，不知是何等的一種心態，此名、此詩亦可稱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後來文廷式曾經評點道：“詳於用刑之慘酷，不知其用意也！……酷刑虐政，下及婦稚，乃津津道之，以為‘聖德’耶？”（11）孟子有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韓愈在此又何嘗表現出了一點“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思？他不但沒有，反而以其津津樂道的口吻和寫作手段，對此表現出了一種讚賞的乃至於是審美的態度。倘若我們以現代心理學的標準，去詮釋他何以要如此津津樂道於這樣的場景描寫的原因，也許可以發現他與法國的Sade侯爵創作《SalooLe120GiornatediSodoma》時的寫作心理有若干相似之處也未必，因此很難說會不會被界定成Sadism，更不用說這是否符合他一力標榜自己傳承的孔孟之“道”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