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論韓愈的出仕觀對其影響及其他(1)

韓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號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貞觀八年（公元七九二年）進士，歷任監察御史、陽山令、潮州刺史、監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長慶四年十二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韓愈主張闢佛興儒，是唐代儒學及文風復古運動的倡導者，其“文以載道”的主張影響巨大。他提倡三代兩漢散文，用散文代替駢文，在文學形式上則力主創新，對後世散文的影響尤其深遠，“桐城派”便是繼承了他的衣缽。同時他的詩歌因風格險怪，也被譽為“以文為詩”，與孟郊、賈島等人自成一派，史稱“韓孟詩派”，有門人輯的《昌黎先生集》傳世，後世稱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勞，因為他謚號“文”，故又被尊稱為“韓文公”，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翻開中國諸多的思想、文學史，對韓愈的評價可基本歸納為三點：一， 其人“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斬韓書》），鐵骨錚錚敢於直諫，不畏權貴，為天下所重。二， 他對佛、道兩教所持的批判態度，以及倡導儒學使之再次發揚廣大的重要作用。三， 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兩漢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來駢驪文體的綺糜之風。韓愈之所以能在後世有如此之高的聲譽和評價，不能不首先歸功於蘇軾和歐陽修二人，尤其是蘇軾起了極大的作用。應該說，自他在世期間至北宋之前，韓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現在那樣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輪不到歐陽修從“蔽筐”里發現那六卷破爛散脫的手稿了。後來蘇軾的一篇《潮州韓文公廟碑》，則開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國文學、思想史上一個崇高的地位：“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在這裏，蘇軾是將他許為秦漢以來“文”、“道”之繼承和復興的領袖人物的；而歐陽修也在《新唐書》中韓愈的列傳里評價他說，“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不過在這些贊語裏面，只怕有不少是不盡不實的溢美之詞，尤其是“道濟天下之溺”、“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等等贊語，着實是有點過頭的。而這些並不單單隻是歐陽修、蘇軾等人對韓愈的推崇之語，韓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經編撰了這樣的道統傳承淵源：“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其言下之意，這等“先王之道”於孟子之後已然再無傳人，到他這裏又再次被力倡併發揚光大，那他自然理所當然就是接班人了。儒學一道，孔、孟之後，自有荀況繼之。其兩大弟子韓非、李斯博採眾長，以法家治國掃天下，此論當無可疑。而秦漢以降則應首推董、揚二人。董仲舒創“性好情惡”之性三品說，使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在此後歷代中原帝國都把儒學奉為國學的無可動搖的地位；揚雄則繼《論語》而作《法言》，立善惡俱有論，此皆不世之功。而韓愈的性三品說，則明顯胎出董說而非其首創，因此無論是在對儒學的政治地位鞏固、還是在對學術的發揚光大兩方面，想要在政治、學術上跳過乃至蓋過荀況、董仲舒、揚雄等人，直接去當孔孟之後千餘年來的第一位接班人，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後世人推重其才華，加之中華文明五千年來的傳統也是一向不吝嗇過譽之詞的，所以歐陽修、蘇軾拍上去的那幾下，尚有可宥之處，可韓愈作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翩翩然地自詡若此，就不免有點不明事理乃致不自量力了。不過要是聯繫關於韓愈的一些歷史記載，以及他自己在詩、文中真實流露的一些思想及其為人行事，那麼，也許就能明白他一生中許多難以理解的舉動之根源了。一，韓愈的身世及出仕觀對他一生行為之影響韓愈出身於一個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過官。韓愈一共兄弟三人，長兄會，次兄介，介早逝，韓愈“三歲而孤”養於長兄韓會處。后韓會又卒，韓愈遂由其寡嫂撫養成人，早年的生活狀況頗為艱苦，他在《祭鄭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後來到19歲去京師應舉求官的十年間也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無僦屋賃仆之資”，可見他雖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過得很艱難。因此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乃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2）韓愈這封《答崔立之書》裏的這段非常重要，因為這裏雖然說的是他自讀書起到應舉求官期間的一段思想經歷，但實際上這已經可以說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轉變歷程，也說出了他的出仕觀和人生觀，因為他此後一生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與此節符合若契。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