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好些有關香港的好書，始於昔日啟德機場的上空。作者乘坐的大型噴氣式客機，在眼看快要擦破九龍城的屋頂之際，一個急轉彎滑落地面。澳洲一位機械師說，那是8小時的極苦悶，緊接8分鐘的驚破膽。抵步履險若此，教我印象難忘，但真正刺激的事還在後頭。在潮熱的三月天夜裏，我逛到彌敦道，抬眼竟望見霓紅燈重重聳立，猶如森林。一行又一行閃爍或艷紅或鎏金的中文字，高伸至幾層樓；我熟悉的名字，也穿插其間，如銀紅混色的Toshiba(東芝)，碧綠的OK(卡拉OK)。我發現身處的人流當中，有雙手交疊背後神色凝重的老人，有向著手提電話喊叫的男女行政人員，有四五人一夥同行的家庭主婦，有束起弔帶穿上短褲在飛奔的小孩，還有身穿白衫藍褲的高瘦男子、肩掛背包的紅髮女子。好些遊客，也夾雜其間。德國或澳洲來的大塊頭男女，在櫥窗前給攝像機和光碟機評頭品足；美國來的學生，則翻弄手推車裏的盜版光碟。巴士刺耳的剎車聲，送來下車的乘客，大家又都提高嗓門不住地交談，吵聲震天價響。偶爾，有男人在喧鬧聲中插進來：“要冒牌手錶嗎?”“先生，哪兒來的?買西裝嗎?”從彌敦道拐到傍海的梳士巴利道，吵聲漸漸遠去。在這半島的邊陲，文化中心一排排清涼的石柱子間，大家也都換過節奏。我懷疑文化中心的博物館和劇院，還不夠這兒的一片寧靜討人歡喜。其後我還發現，每天都有新人從婚姻註冊處跑出來，與家人在水池畔拍照；艷麗的新娘子穿起雪白的婚紗，有的甚至會挽着史諾比手袋。然而，在我踏足香港的第一個晚上，便背向文化中心，佇足凝望維多利亞港彼岸的港島夜色。傳說中的景緻，在明信片內都顯得過於局促。眼前的摩天大廈，宛如經過細心佈置，我們的視線會禁不住從尖削形的中銀大廈，掠到新裝飾風格的中環廣場，隨又落在“星辰錶”、“生力啤”的巨型熒光招牌之上。綠樹叢生的山巒，迷離映襯天邊。這一切，亦化成水中朦朧的倒影，渡輪與貨船過處，劃破千萬點奼紫嫣紅。此情此景，堪稱香港最傑出的藝術作品。我把氣味亦一併接收過來，有和“香港”名不副實的刺鼻氣味，也有文化中心大堂的蠟水味。海濱公園內，男女雙雙躑躅徘徊，遊人則拿起照相機，捕捉對岸巧奪天工的宏偉景觀。我怎會來到這兒?一切得追溯至1973年秋，那時我剛往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一天，我到破舊的Majestic戲院買了套票，看過《天下第一拳》與《精武門》。沒隔多久，又看了《龍爭虎鬥》。這些電影，皆使我震驚不已。數年過去，在弗吉尼亞州烈治文又得睹李小龍的《死亡遊戲》。那片子着實匪夷所思，我禁不住將它拿到電影理論的課堂上放映。同期我多次勾留歐洲，趕上胡金銓那些教人興奮莫名的佳作。到了80年代，我埋首撰述荷里活電影、電影理論與小津安二郎的書籍；期間，偶爾也看看香港電影。有時我會看到成龍的，也會發現徐克的，又或者碰上有線電視那些古靈精怪的，像《達摩密宗血里飄》。我所以喜歡這些電影，是因其“純電影”性質，也因其大眾化口味，一如30年代美國的西部片與黑幫片，似乎對電影的動感都有直覺的掌握。那些年頭，好友湯尼·雷恩總是按時送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刊，我從而窺知香港電影史的點滴。90年代初，我一頭栽了進去，也因學生給這些電影激發起來的那股熱情，是我久違了的。我開始租借港產片，供課堂之用，又訂閱影迷雜誌，收藏這類影帶與鐳射影碟。不用多久，我便深信那兒的大眾電影着實充滿着生氣。1995年春，適逢我休假一個學期，便決定走訪那兒的電影節。電影節期間，我遇上李焯桃、馮若芷、張建德、舒琪、米高·甘比(MichaelCampi)及好些人，日後彼此都成了知交。我看過電影節選映的香港近作、戰後電影回顧，以及一批公映中的港片。在第一屆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典禮上，我碰到許鞍華、王家衛和別的電影工作者。我溜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會場，給我傾慕的明星和導演拍照，又拿過親筆簽名。留港三周，我這個影痴，猶如置身天堂。我甚至還跑到重慶大廈吃宵夜。此後我訪港成癮，去了三趟之後，在吾妻克里絲汀·湯姆遜(KristinThompson)與友人諾艾·卡羅()再三催促之下，我便決定寫一本書。這個決定一點都不容易，不僅因為我對中文一竅不通，還因為研究香港電影的著作多得很，陸續出版的也不少，網頁亦愈辟愈多。更何況，我只看過約370部港產片(你若認為已夠多，還不算忠實影迷)。可是，倔強也好，天真也好，我總覺得，對這亞洲細小一隅所生產的電影，自己有獨到的看法。港片的本土社會意義，我大可不談，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影響力，亦可以不講；我要探討的，是借鑒港片，看大眾電影怎麼生出美麗的作品。再者，我嘗試用非學術論文的方式，分析在大眾電影中，藝術與娛樂的互動。我亦隨興之所至，繞過諸如粵劇片、50年代的社會寫實傳統、60年代的歌舞片、喜劇與文藝片，以及極度色情暴力等電影類別。有的導演由於沒有完好作品拷貝流傳下來，我便從略。縱然帶有選擇性，但我盼望，這本《香港電影的秘密》既可作為香港電影導論，而所探討的課題也是未嘗有人論及的，如香港電影業背景、製作方式，以及電影結構與風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