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頸癌(2)

當埃萊諾離開診所時，她轉過身盯着艾米麗。“那麼，”她說，“既然你不回答我的問題，那就是情況看起來很糟了？”這個可怕的暗示，猶如一枚薄薄的金幣，從門下滾了進來。“現在還很難判斷，”艾米麗回答，並沒有把頭扭過去，“只有活組織檢查才能給我們準確的診斷。”她輕輕捏了捏埃萊諾的胳膊，“七天以後我們就能拿到檢查結果了。”診所牆上的鐘在嗡嗡作響。當水滴入到不鏽鋼水槽並從艾米麗留在那兒待清洗的器械上彈起時，發出了接連不斷的沉悶的“吧嗒”聲。猶如涓涓溪流般暗淡的玫瑰色血液從鉤針和活組織打孔機上慢慢流淌下來。艾米麗的助理護士克萊爾注視着我。眼睛的語言是我們護士彼此之間共同享有的，其他人不會讀懂，不管是病人，還是醫生，甚至是我們的家人——毫無疑問，這個無聲的交流是在長期的互相支持中形成的。我們沒有消極等待，而是盡最大努力做一個護士應做的事：接觸、傾聽、觀察、解釋、教育、指導、安慰、等候、記憶。我們彼此之間也互相幫助。雖然我是一名護理醫生①，在醫院裏的等級要比實習護士高一些，但是從職責上講，我仍然更接近於護士而不是內科醫生。我沒有丟掉最初的同事關係。當克萊爾看到埃萊諾堅定的目光並感受到她內在的孤助無援時，她轉向我，而不是艾米麗。克萊爾和我都看到了那枚小小的、閃爍的恐懼金幣滾進了房間，最後落在了埃萊諾的腳邊。我陪着埃萊諾穿過走廊，通過診所大門，走進大廳。“不要緊，我想它不會是癌症的，”埃萊諾說，“對這一點我確信無疑。”但是她嘴角的收縮背叛了她，還有她那雙大大的突然抓住筆記本忙亂翻起來的手，看上去她還需要更多的東西來掩飾自己。這是一個尷尬的時刻。假如她轉而問我“你是怎麼認為的”，我應該說些什麼呢？偶爾當病人這樣問我時，我就會掌握提問的主動權，反問她：“你希望我怎麼回答？”“我想讓你告訴我，那不會是癌症。”埃萊諾可能會這樣回答。或者也許是：“我想讓你向我保證，即使我得了癌症，仍然會有很多人愛我。”但是她什麼也沒有問，我們沉默着一起站了一會兒。正在這時，醫院的運輸工、醫生、護士和男人們用擔架推着病人，從我們身邊匆忙跑過。我和埃萊諾道了別，我在轉身離開的時候拍了拍她的胳膊，一個健康的女人從我面前擠過去，穿過大廳去了自助餐廳，我的白色實驗室外套在空氣中飄動着。我在一個口袋裏裝上聽病人心臟的聽診器，用來計算懷孕日期的日曆盤，和一些分好類的用來寫處方的鋼筆。另一個口袋則裝進了一個厚厚的黑色筆記本，我用它來記下了所有的公式，所有的藥物處方和所有重要的電話號碼。這種裝備讓我看上去似乎準備得很專業，有時我也的確這樣認為。有時，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儘管我收集很多事實，但是我卻不能確診任何癥狀。不管我治癒別人的願望有多麼強烈，我知道有時痊癒是不可能的。當我端着盤子排隊等午餐的時候，那些穿着白色外罩和綠色清潔服同樣也在捫心自問的男人和女人們將我包圍。我假裝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