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情懷(2)

一個又一個的“如果”，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表明了這個問題在老人心中的特殊分量。退休后的鄧小平，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共同富裕，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事關民族復興的大局，也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充滿誘惑的未來。１９９３年９月，在和弟弟聊天的時候，他甚至說出這樣的心裏話——“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鄧小平甚至具體地提出了在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他說：“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１９９０年，中國提前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鄧小平從政治高度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問題。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在１９９２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鄧小平又提出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時間安排。他說：“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這年年底，他更明確地提出了研究分配問題的任務。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參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文章認為，西方實行自由市場的自由派所面臨的挑戰，將不僅是顯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效率高，而且還要顯示資本主義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看到這篇文章，鄧小平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議論到：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研究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議論完了，他讓工作人員把他的話記下來，交給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正是根據鄧小平的這個意見，中央專門成立了研究分配問題的工作班子。１９９９年，**中央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是平衡東西部發展的重要舉措。幾年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並已經開始着手安排一些統籌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重大措施。設計着未來的鄧小平心裏十分清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未來的事業，只有靠下一代人去開拓，去完成。於是，晚年的鄧小平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最後的作用，就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１９７７年他第三次復出的時候，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１９７５年他主持整頓的時候，王洪文說過一句話，對他的刺激極為深刻。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在許多會議上他都談到了這件事——【鄧小平同期聲】１９７５年我就想到過這個問題。那個時候**要我來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說，１０年後再看。當時我跟**同志談過這個事情，這說的有道理的啊，１０年後我們這些人成什麼樣子了？從年齡上我們是鬥不過王洪文的呀。那時候，剛過４０歲的王洪文向已經超過古稀之年的鄧小平下了戰書：這個戰書不是要和鄧小平比治黨治國的才幹，而是要和鄧小平比年齡。單比年齡，鄧小平當然比不過王洪文。老一輩革命家也都比不過王洪文。黨的幹部隊伍在“文革”結束后青黃不接的狀況，使鄧小平憂心忡忡。經常接到老戰友去世的訃告，花圈有時一天要送幾起。許多部門，開會的時候坐一大桌子，堅持干工作的卻沒有幾個人。幾乎從復出開始，他就在思考着黨的幹部隊伍的接班問題。以他當時的豐富的治黨治國的經驗、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崇高的政治威望，他完全可以出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事實上這樣的呼聲也很高。但是，鄧小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安排。１９７９年夏天，鄧小平下了黃山，到上海視察。７月２１日，他接見了上海市委全體常委和幾位顧問。當時上海市委的常委有１９人，而且多數年紀都比較大。鄧小平看了一圈，開門見山：“大問題是接班人問題。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有這個問題。”“老傢伙要有意識的一讓二幫，要注意任人唯賢，選真正好的，選那麼一批人當權，準備接班。不能論資排輩。”“講解放思想，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說，三中全會解決了思想路線問題，這次就是解決組織路線問題。”當著大家的面，鄧小平直言不諱地說：１９個常委太多了，最好７個人左右。離開上海，鄧小平去了山東，來到青島海軍基地視察。在和海軍的領導班子見面時，他特意一一問了他們的年齡。在座的年齡，仍然讓他感到不安。於是，又講了這樣一番話——“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志來接班。要趁着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  [返]